王莲英（左）、阎瑞生照片
《一步之遥》可能比不上电影原型故事本身精彩，那就是1920年轰动上海滩的“阎瑞生案”。从案件发生到“惨情小说”的热销以及电影《阎瑞生》的拍摄，着实热闹了好一阵。 当时在上海，一天有5家戏院在演阎瑞生案的戏。
12月15日，姜文电影《一步之遥》在北京举行了首映，公映放在了12月18日。从首映式上得到的反应，第一批观众对《一步之遥》并不满意，《一步之遥》可能还比不上电影原型故事本身精彩。
电影《一步之遥》的故事原型是1920年轰动上海滩的一起命案“阎瑞生案”，而早在1921年这起命案就已经被改编成电影上映，电影《阎瑞生》也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故事长片。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汤惟杰的研究方向之一是中国早期电影，而在2006年前后，他曾花了相当长时间研究电影《阎瑞生》以及电影故事原型，并掌握了丰富的一手资料。12月15日，汤惟杰就1920年的“阎瑞生案”接受了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的专访。在电影《一步之遥》正式上映前，让我们通过汤惟杰来了解一下1920年的这起上海滩大案以及此后上海滩文艺界对此事的创作发挥。以下为汤惟杰口述。
阎瑞生手头紧，出了下策
阎瑞生读过震旦大学，外文不错，据说懂英法文。我看到一些材料说，他曾到香港短期工作，一直都是在洋行工作。但阎瑞生有个恶习——好赌，他还有个相好，是个妓女名号题红馆。1920年端午节前，阎瑞生偏偏丢了工作。他去题红馆那里向她讨一只钻戒，说自己最近头寸不足，过几天就还给她。题红馆就把钻戒给了他。阎瑞生把钻戒当了600大洋，回头就去了江湾跑马场赌博，结果一下子把钱全输了。情急之下，他就出了下策。
当时他有两个狐朋狗友吴春芳和方日珊，他们是贩茶叶的，阎瑞生拉他们一起干一票。其实他已经有了目标。题红馆的姐妹中，有一个是这个行当里的佼佼者，也就是王莲英。1917年，新世界(戏院)为了招揽客人办了花国选美。当年妓女选美很多，新世界一拍脑袋，现在已经是民国了，我们把获奖名头改了，第一名叫花国总统，第二三名叫花国副总统，第四名叫花国总理，而王莲英就是1917年的花国总理。
花国选举是模仿了所谓政治选举，到后来，公众经常会把花国总统和民国总统放在一起开玩笑。这也可以看出当时民国的政治文化，妓女选美成为讽刺政治的一种方式。
王莲英爱出风头，只要出场就要珠光宝气披金戴银。恰好在那个年代，这些妓女们算是时髦女性，爱戴钻石。阎瑞生通过题红馆知道王莲英有这种生活派头和习惯，她出门行头全身上下总要几千块钱。于是阎瑞生就有了打劫的念头，但总得要有办法把她噱出来。
为钱财杀人，被捕后执行枪决
阎瑞生在震旦大学读书的时候有个同学，是上海商会会长朱葆三的儿子，叫朱老四，阎瑞生不仅跟老四关系很好，还跟老四的弟弟老五关系很好。朱老五有一辆小轿车，车牌号1240号。当时，轿车是时髦事物，上海的小报经常报道上海滩伶人妓女的绯闻八卦，经常写某某妓女坐着红色轿车在四马路疾驰而过之类。
阎瑞生就向老五借了他们家的轿车。我查了当时的口供。当时报纸胃口很好，在案子了结以后把证人证词、口供全部登出来了。朱家老五后来说，我也不是很情愿，毕竟轿车是很昂贵的。老五说，当时他欠了阎瑞生一个人情：阎瑞生丢了工作后，再找工作需要一个保人。他找了老五，但他没答应，所以有点欠他人情。这次借车就同意了。回头，阎瑞生他们就把朱家司机打发走了，然后就把王莲英接出来。
他们开车一下子就到了徐家汇。当时的徐家汇还是郊区，一片麦田。阎瑞生事先做了准备，他买了一种叫哥罗芳的麻醉药水，倒在棉花上闷在王莲英脸上，然后把她拖到地上用绳子勒死了。阎瑞生三人就把王莲英身上的行头分赃了。后来说，王莲英身上行头大概值4000大洋。
这件事情发生在当年的1920年6月9日。6月15日，当地附近农民发现了尸体。原先阎瑞生叫其他两人把尸体埋掉，但他们当时可能有点怕，天色也已经晚了，只是简单抛尸在田野里。当地农民就把这个事情报告上去。
发现女尸是6月15日，第二天这件事情就上了报纸。当时阎瑞生还在上海。但是，朱老五坐不住了。王莲英的养母他们来找老五了。老五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就去找阎瑞生。他们一行几人边走边说，走到百多洋行的时候，阎瑞生借口进去办点事情就不见了。
阎瑞生当时已经结婚，他的家其实在青浦。他逃亡后还回了一次青浦的家，然后又逃到外地去了。很快，阎瑞生在外地把钱花完了。通缉令当时发得很远，7月，阎瑞生在徐州铜山被人发现，然后被押送回上海。
阎瑞生的一审在会审公廨，当时是法租界，然后引渡到华界。当时上海有个淞沪护军使，那一任是卢永祥。一审就判了死刑。1920年11月23日，阎瑞生在龙华被枪决。枪决那天，围了上万人，据说他的相好题红馆也在现场。
“惨情小说”开始登场
阎瑞生案的来龙去脉大致就是如此。值得一提的是，1920年6月15日女尸在麦田被发现，第二天报纸就刊登了此事。到了7月2日，《申报》上就刊登了一则广告，说他们要出版《莲英惨史》。之后《阎瑞生自述》、《莲英痛史》、号称“惨情小说”的《枪毙阎瑞生》之类的小册子不一而足，纷纷登场，一时间充斥街头报摊书肆。
从这个事情，你会发现，当时的上海媒体相当发达，大大小小中文报纸都对阎瑞生案连篇累牍。有意思的是，当时这个案子在租界一审的时候，审理是不对外的，但是各大报纸都派过去抄审判文书，然后回来登报。甚至几份英文报纸都连续刊登了这个案子的进展，9月20日《字林西报》还为此写了社论《莲英与电影》，这篇社论说这起凶杀案的细节跟电影情节非常近似，很多电影桥段都是从这抄袭来的，比如凶手是三人组，受害者是漂亮不安分的女性，夜晚的兜风和凶杀等等。那段时间，好莱坞非常流行拍连续性的侦探片。
阎瑞生案最精彩不仅是案件本身，而是围绕案子发生的这些有意思的事情。
1920年11月23日，阎瑞生在龙华被枪毙。11月24日，上海滩同时有两部戏在演这件事，一个是在大舞台，一个是在笑舞台。大舞台演的是连台本戏《莲英劫》，笑舞台演的是文明戏《莲英被难记》——也就是早期的话剧。阎瑞生案后，江南一带的戏曲门类都改编过这个案子，我甚至发现北方的一些戏曲门类也有改编，后来我在网上看到过郭德纲版的《阎瑞生》，说明相声也改编过。
当时在上海，最热闹的时候，一天有5家戏院在演阎瑞生案的戏，其中有一家黄金荣的共舞台，共舞台唱这出戏的有两个很有名的人，一个是后来成为黄金荣小老婆的露兰春，一个就是孟小冬。其中有几个著名的唱段，在当时都是广为传唱的。百代公司在1921年2、3月份曾出过一张唱片，录的就是他们俩的阎瑞生案唱段，叫《惊梦》。这张唱片我有。
1921年2月，在南市九亩地的新舞台也演了文明戏版的“阎瑞生”，这个版本的“阎瑞生”还在报纸上做广告，说自己的戏跟别人的很不一样，弄了一辆真汽车在舞台上。阎瑞生当年在逃脱的时候，有一次是跳进河里的，所以在舞台上真的弄了一个水池，让演员跳进池子。在视觉上，新舞台力求还原当时的现场。在这种情况下，电影版《阎瑞生》的出现是呼之欲出的。
电影《阎瑞生》曾在全国放映三年
电影《阎瑞生》跟上海兴起的第一波电影产业是同步的。一战结束后，上海开始引进大量外国电影，很多人都想进入这一行。在一战前，上海这边已经有人在拍电影，但规模都很小，电影本身很多也就10来分钟。一战后，进入上海的外国电影中好莱坞电影越来越多，大家意识到这是一个有利可图的产业。你会发现，第一批进入电影圈的人，他们中有90%以上的人同时是炒股票的。电影对他们来说是商机，跟炒股票是一回事情。上海的电影产业完全不是文艺青年们搞起来的，纯粹是逐利的。
但电影版《阎瑞生》的出现是另外一群人在做。当时上海有一群在洋行里工作的年轻人，他们都喜欢电影。这群人和中国早期电影渊源很深，有些人一直从事电影行业直到1949年后。这群人里有顾肯夫、徐新夫、陆洁等，陆洁后来还成为文华电影制片厂厂长。这些年轻人都喜欢看电影，他们在1920年冬天建立了一个叫中国影戏研究会的组织，最初不到十个人。他们一开始想做一份电影刊物，1921年1月份，他们在《申报》上登了预告，说他们正在编中国第一本电影杂志。
现在的资料显示，3月底4月初又在《申报》上刊登广告说，第一期杂志要出来了。到了5月，他们又在《申报》上登了广告，内容有两条，一是自己改了名字，中国影戏研究会改名为中国影戏研究社，办公地点从山西路搬到了浙江路；二是向大家做了预告，第二期杂志可能拖期，因为他们在拍电影。在此之前，他们已经登了广告说自己正在拍阎瑞生的电影。他们自称投资5万元，我觉得是吹牛。之后，他们还登了几次拍摄花絮。比如，昨天几月几号一行人到江湾拍一场戏，扮演阎瑞生的人叫程寿芝，他认识阎瑞生，他也在洋行工作，据说两人长相很像。后来大家做了比对，确实是有点像。
中国影戏研究社的这些年轻人要拍电影，问题是他们没有拍过电影，也没有摸过摄影机，只是喜欢看电影而已。所以真正的拍摄是交给了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在1917-1918年间成立了活动影戏部。当时商务印书馆主业是教材，他们对外宣称这个活动影戏部拍的是教育电影，但其实是娱乐电影。
商务印书馆接了中国影戏研究社的这单活。所以电影《阎瑞生》的导演是商务印书馆的，导演可能是两个人，一个是任彭年，一个是徐新夫，但这只是一种说法。
当时的电影还没有那么严格的拍摄标准，也可能是大家一起拍的。但是掌机的人是很清楚的，就是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廖恩寿，真正执笔的是商务印书馆杨小仲，他后来成为有名的导演，曾拍过《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1921年7月1日电影上映，中国影戏研究社包下来当时上海最豪华的电影院夏令配克影戏院——解放后更名为新华电影院，就在现在的南京西路凤阳路一带。这是中国电影第一次在夏令配克影戏院放映。做广告的时候，他们还自我标榜，我们演的都是真的，涉及到当时犯罪的地方，犯罪的那些经典，它都说是真的，比如一品香饭店，王德昌茶叶店，佘山天主教堂。
电影《阎瑞生》的票价当时是1块和1块5两种，生意非常好。电影放了一个礼拜，每天晚上放两场，第一场7点，第二场9点半。这部电影，胶片10本，每本10分钟，也就是说这部电影有100分钟左右。从这也可以看出，当时上海的夜生活非常丰富。而这种放电影方式是当时上海的惯例，白天是很少放电影的，《阎瑞生》也只是在那一周的周六白天加映了一场。也就是说，在首周，《阎瑞生》共放了15场。据1927年的《中国影戏大观》所讲，这部电影在第一个礼拜赚了4000大洋。
电影《阎瑞生》从1921年起不断再映，并在全国轮演，大概一直演到1924年。
由此可见，上海的媒体非常发达。这件事情本身也催生了新的媒体，比如中国影戏研究社，他们去拍了电影。他们其实也是“一片公司”(就只拍了《阎瑞生》)，后来再也没有拍过电影，但这里有些人成为中国电影的老前辈。而他们编的杂志，第三期开始跟明星公司合作，这也是他们的最后一期。其实除了阎瑞生案，很多社会案件都很快被改编成各种舞台剧。从这也可以看到，上海当时的媒体和娱乐界的吸纳能力非常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