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天就是澳门回归15周年纪念日了，届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赴澳门出席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
1999年12月20日零时，中葡两国政府在澳门文化中心举行政权交接仪式，中国政府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澳门回归祖国。回归15年来，澳门经历了3届特区政府、5届立法会。“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从设想变为现实，一个全新的澳门已然横空出世。
澳门回归之前的很多细节都是经过辛苦而巧妙的谈判和交涉，双方才达成一致的，亲历其事的人们在回首当年的时候，感慨更多……
1989年底，我被派往澳门工作。大家知道，澳门是一个小地方，面积只有20多平方公里、人口40多万，长期被葡萄牙占据。后来，中葡双方经过谈判，在1987年签订了中葡联合声明，确定澳门于1999年12月20日回归祖国。尽管当时距离回归还有长达十几年的时间，很长，但是任务却很多。
我被派到澳门工作后，担任过新华社澳门分社副社长、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澳门回归前，我是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兼副秘书长、澳门政权交接和庆祝活动筹备委员会副主任；政权交接和特区政府成立时，我是中国政府代表团副秘书长，现场见证了澳门回归祖国的历史性时刻。
后天，就是澳门回归15周年纪念日了，澳门回归的过渡时期、政权交接仪式与庆祝活动中的一些细节及筹备工作中的轶事，让我记忆终生，难以忘怀。
葡方曾提出取消降旗仪式
记得1997年8月初的一天，我接到澳葡政府政务司高树维先生的邀请，约到他办公室一叙。由于我们两人都应邀出席了香港政权交接仪式，这次一见面，他们的话题很自然地首先谈到这件事。
交流中，高树维开始一本正经地说：“香港政权交接仪式是很成功的，但是我们澳门的政权交接仪式不必要仿照他们的一套，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做法。因为他们是中英、是香港，而我们是中葡、是澳门。这就是今天我约请宗副社长来，想与你交谈的话题。当然，这完全是你我朋友之间的交谈，是非正式的。”
显然，对方找我是有目的的。这时，我意识到高树维将有重要的信息向自己传递，于是说：“我出席了香港举行的政权交接仪式和特区政府成立大会，觉得非常成功、完美。我甚至觉得我们澳门的做法照抄香港的就是了。看来政务司先生有更好的想法，我愿洗耳恭听。”
高树维说：“澳门政权交接仪式规格要更高，增添喜庆气氛，不请其他外国嘉宾，突出中葡两国。”接着，他解释：“所谓规格更高，就是到时邀请中葡两国的‘三巨头’，即葡国的总统、总理、议会议长，中国的国家主席、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都到场出席仪式，这就比香港的规格高了。不必搞降旗、升旗的形式。深更半夜搞降旗、升旗，全世界都没有，惹人笑话，认为你我都是精神病。再说，我们在澳督府大门前的葡萄牙国旗12月19日傍晚就降下来了，到时我们会举行庄重的降旗仪式。20日清晨，在同一根旗杆上升起的自然是中国国旗。这就体现了政权的交接，而且是顺利、平稳、自然的。还有，如果政权交接有降旗、升旗仪式，升中国国旗时现场的嘉宾和观众都会鼓掌、欢呼，我也会鼓掌的。而降葡萄牙国旗时人们如何办？我们葡国人听到掌声会高兴吗？我自己就不愿看到这个场面。如果不搞降旗、升旗，增加音乐、歌舞节目，气氛会更为喜庆。”
高树维接着说：“澳门的政权交接是中葡两国的事，没必要邀请其他外国嘉宾。届时我们要准备返回里斯本，新上任的领导们还未坐进办公室，接待更多的外宾会有困难的。”他继续说：“我不理解英国王储查尔斯和港督彭定康为什么半夜就离开了香港。香港回归了，中英两国关系更好才对，为什么他们就不能出席特区政府成立和特首宣誓就职典礼？其实，政权交接仪式和行政长官宣誓就职典礼完全可以在同场举行，这样更加完整，效果也会更好。”
高树维的话突然停了下来，似乎是想听听我的反应。
充分交流观点
我讲：“我刚才认真听了政务司先生的论述和想法，我全明白，也能理解。我没有成熟的意见，就是说出来也不能算数。咱们是好朋友，说一些个人的看法，作为交流、探讨。”
“你说吧，没有认真思考的话往往是真话。”高树维半开玩笑地说。
我说：“首先我赞成政务司先生主张1999年澳门回归时政权交接仪式的规格要更高，即除了请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也邀请来。我建议中央观礼团由中央各部委和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第一把手组成。葡方来澳门出席仪式的人员与中方对应。我相信，只要事先商定，被邀请的领导人肯定都会接受邀请，乐意来澳门出席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活动。这将是最高规格的了。只要定下来，具体操作并不难，我愿意尽一切努力。”高树维插话说：“好，我们就朝这个目标努力，至少葡萄牙方面是没有问题的。”
我还说：“澳门回归祖国，政权交接既是中葡两国的大事，也是本世纪末世界的一件大事，全世界都在关注。正如中葡关于解决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它是中葡两国达成的协议，然而又送交联合国备案。如果能邀请到联合国的有关官员和外国嘉宾出席这一盛会，捧场、祝贺，见证中葡联合声明的实现和澳门问题的圆满解决，这是一件好事。至于邀请多少外国嘉宾，要根据会场的条件而定，邀请名单也要中葡双方共同商定。这都是1999年的事，目前时日尚早。”高树维点了点头，未发表意见。
我对他讲，关于降旗、升旗的事，这是一个仪式，也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它标志着葡国管治澳门的时代的结束，将澳门交还给中国政府。像这样一个具有重大标志性的、国与国之间的重大事件，仅有两国领导人的讲话是不够的。唱歌跳舞气氛喜庆欢快，也不能代替国旗的角色。同是一面国旗，在特定场合的升降，它的含义也有所不同——例如，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在北京天安门升起的五星红旗与我们每天早晨升起的五星红旗的意义是不完全一样的。
鼓不鼓掌？何时鼓掌？
我进而对高树维说：我能理解政务司先生对降旗时场上可能会有掌声的忧虑。如果葡方不乐意有掌声，我看这并不难解决，我可以做这个工作。
“你能怎样做？”高树维似乎有点惊喜。我说：“把降旗、升旗紧凑连在一起，待中国的国旗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区旗升起，全场鼓掌、欢呼。人们可以理解，这个掌声是为降旗、升旗的重要程序胜利完成而鼓的，不单是为中国国旗和澳门区旗的升起而鼓的。”高树维开心地说：“这样好，就是为中国国旗的升起而鼓掌又有何不可，我到时就为你们的五星红旗而鼓掌。”
接着，我们谈到政权交接仪式和特区政府成立大会同场举行还是分开举行。我说，政权交接是两国之间的事，中葡两国领导人都是主人，共同主持，联合国的官员出席见证。而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宣誓就职和特区政府的成立是中央与特区的事。会场的布置、主人、嘉宾的名单和座次与交接仪式可能都有不同。因此，分场举行比较顺当，也好操办。
那么，葡国总统和澳督能否留下来出席特区政府的成立大会？这方面，我坦言这并非是大的原则问题，至少我本人很高兴，很欢迎。到时葡方有什么想法，通过正式渠道提出来，我相信，中方会给予积极考虑的。我对他讲，如果他们出席特区政府的成立大会，我想他们将以尊贵的嘉宾身份入座，但澳督的头衔恐怕要去掉，只能称呼韦奇立将军或者韦奇立先生。高树维连声说：那是，那是。
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我们两人观点各异，但相互是坦诚的，交谈气氛是友好、平和的。事后，我向新华社澳门分社社长王启人汇报了同高树维谈话的详细情况。高树维应该也及时向澳督转述了我的观点。
在以后的中葡双方磋商中，葡方未就降旗、升旗、不请外国嘉宾等问题提出异议。也许是他们认为理由不充分，没必要提出。而会不会是听了我的一些意见，误认为已摸到了中方的底牌，提了也没用？这事我至今也不清楚。葡方不愿看到降旗时有掌声的场面，对此，我一直记在心里。临近回归的日子，我在一次相关的会议上强调，要保证20日零时零分五星红旗升起、飘扬，就得将降旗和升旗衔接得很紧凑，以秒计算，而不是以分计算，中间不得拖拉。因此，在降葡国国旗时先不鼓掌，而在五星红旗升起后再鼓掌。在私下我也曾给一些人士做降旗不鼓掌的工作。尽管他们的一些想法和理念，有时我们不能接受，未予采纳，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从葡方的立场所提出的问题和构想，我是理解的。他们的想法一旦与中方的不一致，经过交换意见，一般是理解和谦让我们的。他们能够从中葡友好、澳门平稳过渡和政权顺利交接的大局出发，在回归过程中做到认真负责、友好合作，实为难能可贵。
土风舞表演费思量
当年澳门回归的庆祝活动是由我主抓，我考虑到澳门地方小，人口少，艺术团体不多，高水准的演艺人士更屈指可数。但是广大澳门同胞爱国热情很高，对回归祖国的认识一致，各社团之间关系融洽，容易组织调动，我们于是广泛发动当地社团，营造澳门人敲锣打鼓、载歌载舞喜迎回归的氛围。
时任副总理钱其琛说我们的想法很好，要好好营造澳门人唱歌跳舞、敲锣打鼓庆回归的气氛。他说，到时如果需要邀请一些内地演艺界的高手参与，当然可以，但迎回归、庆回归的主角应是当地的广大澳门人。钱副总理讲得很明确透彻。这在1999年迎回归的各种活动中，特别是在12月21日庆回归大型文艺演出《濠江欢歌》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濠江欢歌》这节目很丰富，当年影响很大，有千人腰鼓队、千人南拳、千人少儿武术、千人荷花舞、千人莲花太极扇等等。在近万名的演出队伍中几乎全部是澳门人或在澳门工作生活的外地人。只有两条飞龙、威风锣鼓队和几位歌手是从内地请来的。
这么大型的节目演出，组织起来不容易。我曾先后与两家葡人社团的负责人接触，动员他们组织排练土风舞参与《濠江欢歌》的演出，结果都被婉言拒绝。他们的理由是，澳门回归中国，特区政府成立都是大事、好事，在澳门生活的葡国人、土生葡人都很赞同，也很高兴这一天的平稳到来，顺利、成功，然而这毕竟是中国人、华人的喜事，政治色彩很强，不像中国的春节、端午节———在这政治敏感的日子里，要组织葡国人跳土风舞参与庆祝活动有难度，首先没有人愿意牵头。
碰了软钉子怎么办？当然不能气馁。后来，听了朋友和新华社同事的意见，我约会了老朋友土生葡人公务员协会负责人珊桃丝小姐和高天赐先生。他们认真听了我的陈述和想法，两人都表示完全赞同，并表示乐于承担这项任务，保证做好。其中，珊桃丝小姐说：“这是一件大好事，给在澳门的葡人和土生葡人参与和展示的机会。澳门永远是我们的家，土生葡人就是地地道道的澳门人。澳门回归中国和特区政府成立的大型庆祝活动，我们土生葡人当然有份，只是我们不便主动提出。今天副社长想到了，邀请我们参与，是给我们机会。”高天赐先生则说：“《濠江欢歌》的节目里能有土风舞的表演，对提高土生葡人和澳门的葡国人的心情和信心很有好处。”
这中间与澳督有不少接触，可以说是老朋友了。一天，在一个社交场合，我与澳督韦奇立碰面，他“一本正经”地对我说：“宗副社长又给我摊派任务了，要我给土风舞出钱。”我愣了一下：“我哪里敢给总督阁下摊派任务？”韦奇立笑着：“我是和你开玩笑，感谢你才是真的。你知道，我一直放心不下的是，政权交接后，我们回里斯本了，担心大批生活在澳门的土生葡人会受到歧视，现在我放心多了。珊桃丝小姐和高天赐先生向我报告了你们商谈的情况和有关请求，我马上表示赞同。我对他们俩说：在这重要的历史时刻，中方能想到土风舞参加庆祝活动，是难能可贵的。土风舞参加政权交接和特区政府成立的文艺演出符合葡中友好的大局，也是向外界展示葡萄牙文化的良机。我要他们认真做好这件事，尽早给我拿出一份经费单，我亲自批转。这件事对鼓舞土生葡人士气很有作用，所以我要感谢你。”
与澳督亦近亦远的交往
1993年3月1日，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澳门基本法(草案)，在送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前，我曾受委托向澳葡政府通报澳门基本法(草案)的有关情况，交换意见。当时，韦奇立很重视，在他的会客厅亲自与我交谈。听完我介绍基本法草案后，韦奇立说：“澳门基本法的制定很重要，是澳门的大事，我一直很关注，每次公布的征求意见稿和这次通过的草案文本，我都仔细看过，对基本法的框架结果表示赞同，并对起草委员们的吃苦耐劳和认真负责的精神表示敬佩。”随即，韦奇立问我：这是不是最后的文本？还有没有修改的余地？我已听出澳督话中有话，便说：起草委员会已经正式通过澳门基本法(草案)文本了，不会再作修改，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能否审议通过，那是人大的权力，我个人估计是会通过的。
我觉察到韦奇立的脸色变得有点儿严肃。他思考了片刻，说：“那我就直言了。葡方一直很关心澳门基本法的起草，也提出过一些意见或建议，有的还被采纳了。今天，副社长先生能向我介绍情况，是对葡方、对我本人的重视和尊重，我很感谢。如果基本法文稿还能修改的话，我觉得序言写得不好。第一句话说澳门是中国的领土，这没有问题。而紧接着的第二句就说葡萄牙占领了澳门。‘占领’两个字，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违背了今天中葡两国的友好关系。中方领导人一再声称，解决澳门问题不算历史旧账，着眼未来，向前看。而澳门基本法序言一开头就表现出要算历史旧账的架势。1999年，我和我的同事都会离开澳门返回里斯本，而大批土生葡人怎么办呢？他们将成为‘侵略者’的后代，随时会受到惩罚，遭打击报复。他们的日子会很不好过，这是不公平的。如果把‘16世纪中叶以后被葡萄牙逐步占领’这句删除，序言就很完美了。”
我说，澳门基本法的序言虽然很短，只有345个字，但内容却很丰富。我强调：16世纪中叶以后被葡萄牙逐步占领，这是历史事实，无需争辩。长达400多年的历史，用“逐步占领”4个字一笔带过，既叙述了历史的真实面目，又充分体现了不纠缠历史旧账、维护中葡友好的格局。序言中用的“占领”两个字，是相当中性的词汇，而没有用“侵占”、“侵略”一类强烈的字眼。我说，能想出用“占领”这样中性的、温和的字眼概括澳门400多年恩恩怨怨的历史，是起草委员会的高度智慧和良苦用心。做到这一点并非轻而易举，更谈不上有日后打击葡人的伏笔。
澳督频频点头，便止住了这个话题。不过，他又提了第二个意见，说基本法没有明确未来澳门不设死刑，这是倒退，将会引起社会的议论、人心的不安。我作了回应：“关于设死刑或不设死刑的问题，在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会议上多次讨论过，大家认为死刑是一种刑罚概念，有没有死刑作为一项刑事政策，属于刑事立法的范畴，应由特别行政区自行决定，并将决定反映在刑法典中。如果刑法典没有规定死刑这种刑罚，那就自然废除了死刑。总之，1999年后，澳门有没有死刑，这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事务，要由特别行政区的刑法典来作决定，中央不会干预。”韦奇立一听，脸上露出了笑容。
我与澳督之间尽管有些大是大非上的摩擦，但是并不影响两人的私人交往。1998年夏的一天，韦奇立曾提出请我教他练太极拳，希望我能抽时间到他办公楼的后花园教他。我只是谈了一些有关打太极拳的好处，始终没有明确表示教还是不教，更没有说什么时候开始授课。说实在的，从内心讲，我乐意接受这个差事，但是我那个时候频繁出入澳督府后花园，一进一出就是小半天，太引人注目了。我与澳督的个人关系本来就很好，一下子变成师徒关系，这对今后双方有些问题的谈判、交涉、争议会否带来不便，会不会使澳督为难？我不得不考虑，左思右想，我难以下决心接受这桩美差。我自己拿不定主意，也没有向有关人士请示报告，一直没有给澳督本人一个明确的回话，这事就这样不了了之。时至今日，我难以忘怀，总觉得有点失礼，又无可奈何。
“红花配绿叶”佳话
时间迈进1999年，意味着澳门回归祖国的日子一天天接近，政权交接、迎回归、庆回归的准备工作加紧筹划。
当时，澳葡政府正为政权交接仪式兴建场馆，而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的宣誓就职及特区政府成立的会场选在什么地方还未确定。在一次新华社内部会议上议论时，我提出可利用综艺馆，但要重新装修，几位领导都表示赞同。没过多久，我接到指示回京参加钱其琛在中南海召集的会议，议题是有关澳门政权交接和特区政府成立的准备工作。鉴于香港回归的经验，与会者都认为政权交接和特区政府成立在不同的场地举行为好，有利于布置、筹备。我简要地汇报了澳门的情况，并建议利用综艺馆为特区政府成立的主会场。钱其琛同意了我的想法，并提出由中央财政拨专款装修综艺馆，不强调钱数不能超支，如果超支了也不能再向中央申请追加。后来，我们100天内装修了综艺馆内部，改建了外部，而且把地下一层各房间、走道、卫生间、楼梯等全面装修一新。
我在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和后来的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筹备委员会都是专职人员，对上对下联络、协调的事务比较多，都是按照中央的要求行事。
在征集澳门区旗、区徽时，共收到设计方案782幅作品。经过筹委会几次评审，选出区旗、区徽各3幅。有一次，筹委会副主任钱伟长找我，建议澳门区旗、区徽以绿色为底色。钱伟长的理由是澳门周边环水、绿色生态好，加之澳门以和平的方式回归，绿色又是和平美好的象征。他希望我把他的意见向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姬鹏飞进行汇报。
我给姬鹏飞汇报后，姬鹏飞沉思了一会儿，说：“如果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的旗面用红色，与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保持一致，当然没问题。但是谁也没有规定特别行政区区旗一定是红色，或什么别的颜色。他的想法和意见我都明白了。这件事还有时间，多听听其他委员，特别是澳门委员的意见。”随后，姬鹏飞自言自语一句：“国旗是红色，区旗是绿色，红花配绿叶。”这时，我琢磨姬老对这一方案心里有了底。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上，钱伟长的建议获得了委员们的赞成，大家投票通过了区旗、区徽方案。
1999年12月19日，中国国家主席和葡萄牙总统先后到达澳门，出席当晚的政权交接仪式。按照惯例，两国领导人到达之前，从机场通往下榻的宾馆，从宾馆通往政权交接仪式的会场，沿路电线杆上装有中葡两国国旗。17日，我接到内部的紧急指示，要我与澳葡政府有关方面商量，务必在20日天亮前把葡国国旗取下，换上特区区旗。为此，我紧急约见一位政务司官员协商，他听后表示同意中方的想法，因为涉及20日凌晨政权交接已经完成，他已手中无权，也不便于事先交代政权移交后要做的事，他建议我直接与澳门市政厅主席麦健智商讨解决。我完全理解这位政务司官员的心意，随即到市政厅会见麦健智。
我说明来意后，麦健智回应说：“我很赞同中方的想法和建议，只是工作量很大，时间太紧。而且我只能负责澳门半岛的事，从机场到大桥，包括整条大桥的装饰任务是由海岛市政厅负责，须同马家杰主席商谈。不管怎样，澳门半岛的事我负责处理好。”于是，商定换旗的最佳时段是凌晨4至5点，因为这段时间记者们忙于发稿工作，人们都抓紧时间睡觉，街上行人稀、车辆少，工作方便，也不会引起围观、拍照。我很高兴，两方达成了共识。
15年来，澳门不仅实现了法理的回归，而且更实现了人心的回归。我在澳门曾生活了10多年，很高兴能为澳门服务。我渐渐熟悉了澳门的生活，喜欢上了那里的街道，也喜欢上了那里的美食。现在，每每提到“澳门”这两个字，我仍会心潮澎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