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
作为亲自安排邓小平重新露面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来说，对宴会上及宴会后所发生的一切都不过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一个月前，即1973年的3月10日，周恩来亲自写报告给毛泽东，汇报中央政治局几次讨论关于将邓小平同志复出的一事通告全党及党外群众的情况。当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报告上批下“同意”二字。由此便开始了邓小平坎坷生涯中“第二次复出”的历史性转折。
和“文化大革命”中再度起用其他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一样，毛泽东无疑是“解放”邓小平的最终决策者。1972年8月3日，在江西南昌郊区被“下放”三年之久的邓小平，再次亲笔致信毛泽东，一方面继续批判林彪罪行，同时也向党中央提出愿为党和人民做一点工作的要求。8月14日，毛泽东就该信批示周恩来，指出，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4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
当然，在毛泽东这些决定性的批语之前，还冠有“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一句，这便是毛泽东作批示达7个月之久，邓小平才姗姗“始出”的重要原因。
中央政治局认真讨论了毛主席的批示和邓小平同志的问题。遵照毛主席批示的精神，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党的组织生活，恢复他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由国务院分配他担任适当工作。
《决定》还要求，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学习毛主席有关正确对待犯错误干部的一系列指示，对犯错误的同志实事求是地做出结论，进一步落实党的干部政策。……
中央这个《决定》，对于进一步“解放”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击迫害的广大老干部，无疑是起了示范和推动作用，应当说，在当时“左”的思想指导下，这才是邓小平此番复出的“实质”所在。此时，真正能够洞悉并把握这个“实质”的，便是与邓小平关系甚笃的周恩来。
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周恩来在邓小平问题上一直谨言慎行，几乎没有讲过什么话，即使是那种应付场面的“违心”的话。这说明，周恩来对邓小平是胸中有数的。1965年，在“文化大革命”前召开的一次小型会议上，周恩来与其他几位中央领导人谈起毛泽东的“接班人”时，曾亳不迟疑地举出邓小平的名字，认为邓可以接替毛来“掌舵”。这倒不是毛泽东总在众人，包括外国人面前夸耀邓小平的才干，而的的确确是因为周恩来对邓小平太了解了。
如果说，毛泽东是由于1931年中央苏区发生的“邓、毛、谢、古事件”才真正认识、了解的邓小平，那么，周恩来则要比毛泽东又提前了大约10年。
1980年8月，邓小平在同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谈话中，曾无限深情地追念起他与周恩来的不同寻常的交往。他说：
“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
一生中经历过无数磨难的邓小平，是极少用这种感情色彩很浓重的语言来表达对所尊敬的人的看法的。也许，周恩来是唯一的例外。正是这种战友之情，兄弟之情，把这两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紧紧联系在一起，患难相依，生死与共。
1969年秋，党的“九大”开过不久，党中央对在京的老同志作出统一“战备疏散”的安排。其中，决定将戴着“党内第二号走资派”帽子的邓小平及其家人安置在江西，让邓在有限的范围内半劳动、半休息。
在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羽翼丰满、权力炙手可热的1970年秋天，周恩来竟直呼还戴着“党内第二号走资派”帽子的邓小平是“我的同行”！可见邓在周心目中所占有的位置。
1971年9月13日凌晨，随着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荒漠里的一声猛烈爆炸，历史宣告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彻底覆亡。“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全力辅助毛泽东，保护毛泽东，并抓住时机，毅然举起批判极“左”思潮的旗帜，为经历了5年多劫难的党和国家的“创伤”做一些“愈合”工作，千方百计地为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击、迫害的广大老干部，创造“解放”和重新工作的条件。
1972年1月10日，陈毅追悼大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由于毛泽东亲临追悼大会，使得这次追悼会的意义和影响远远超出其本身的含义。在与陈毅亲属的谈话中，毛泽东连声称陈毅“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他还指着在座的周恩来、叶剑英等说道，要是林彪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
就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也提到了邓小平，说邓小平是人民内部矛盾。显然，毛泽东是将邓小平划出了自己的“对立面”。
毛泽东对邓小平问题的“定性”，正是周恩来期待已久的一个信号。周恩来深知，“党内第二号走资派”一旦被“摘帽”，乃至被“解放”，势必会带动一大批文革中犯错误的老干部重新出来工作。此时，他多么希望这些老同志早一些得到“解放”啊！
于是，周恩来便当场示意陈毅的子女，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传出去，为邓小平的早日“复出”广造舆论。与此同时，周恩来自己也充分利用各种场合，将毛泽东的意思“捅”出去。
同年1月下旬，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地一个会议的代表时，当着江青、姚文元等人的面，明确提到邓小平的问题。指出，在揭批林彪的过程中，一定不能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林彪这伙人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这是不符合主席的意思的。
同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周恩来亲自修改、审定的题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在当时是有很强的针对性的。然而，就在这时，一向令人难以捉摸的中国政治风向突然又发生了逆转。
1972年下半年，是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斗争深入发展的时期，并且在短时间内取得了相当的成效。但是，从7月下旬起，当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涉入“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一一文教、科技界之后，便立即遇到重重阻力，受到巨大干扰。
对于江青一伙来说，凡是不利于“文化大革命”名声的事情，都必然坚决反对，其中，不仅包括批判极“左”思潮，也必然包括解放老干部，特别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的“复出”。
随着批判极“左”思潮斗争的起伏，在解决邓小平的问题上，虽然有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但迟迟不见“下文”。周恩来原本打算先树起邓小平这一最大的“标杆”，以明确政策，“解放”一大片，而当批判极“左”思潮受挫，碰上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一“难点”后，他不得不走先易后难之路，选择薄弱环节进行突破，继而打开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