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国军与日军生死相搏

首页 > 红史 > 抗日战争2016-05-26

 

1943年春夏之交,国民政府部队在宜昌石牌顽强阻击,与敌人生死相搏,最终有效遏制了日军的进攻态势。但在5月29日,日军4000余人突然在十余架飞机支援下向墨坪进犯。当时十三团二营一排坚守前沿阵地。日军竟押着人质向我阵地逼近,我方官兵不忍开枪,结果导致阵地被敌人突破。石牌保卫战的意义极其重大,是抗战的重大军事转折点,被军事史家誉之为“东方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日军进犯

1940年,宜昌城被日军侵占后,西部的石牌成为拱卫陪都重庆的第一门户。1943年鄂西会战打响第17天,日军第三十九师团及其配属部队1万余人,由北岸古老背向江南我江防军正面强渡,分别向我第八十六军第十三师茶店子、红花套及沙套子海军第一直属炮台阵地发起攻击,石牌保卫战由此开始。

日军采取大兵团迂回与正面强攻相结合的战术,企图强行登陆抢占滩头阵地,我十三师及炮台海军官兵以猛烈炮火还击,沿江数十里一片火海。翌晨,已登陆之敌在其空军掩护下,向我方阵地猛攻,守军奋勇抵抗,但由于宜都江防已被日军突破,十三师被迫转移。

同时,西进至宜都茶园寺之日军第三师团梁濑部队攻陷我宜都王家畈后,以3000人转兵北向,与进至枝江之敌分两路向我军阵地突击。在与敌军激战3小时后,我军主力转向长阳磨市。5月22日,日军中畑部队与我军激战至下午7时,磨市被敌突破。5月23日,日军梁濑部队继向花桥、罗家坪、沙帽山我军阵地进犯,遭我六十七师阻击,由于该师已伤亡过半,与敌军几经交战,逐次向西转移至都镇湾北渡清江。5月23日子夜,日军北渡清江向长阳猛攻,我第八十六军右翼被敌突破,24日下午,鉴于敌攻占长阳县城,我军转守长阳西北之清江北岸。

惨烈阻击

与此同时,日军在攻陷渔洋关后,又于5月24日攻占了都镇湾。当敌第三十九师团向我江防军正面强渡,遭到我第十三师抵抗受阻后,5月24日,该师团之吉武部队与窜抵西流溪的日军滨田部队会同,夹击我十三师。我十三师已连日苦战,伤亡甚重,5月25日乃向偏岩溃退。至此,日军云集长阳地区,自然形成由东南转向西北包围我石牌要塞之态势。

25日晚,日军各路部队逐渐向石牌外围我军阵地步步逼近。在地势险峻的天柱山,日军遭到我一二一师的阻击,便改道横越天柱山北上,向木桥溪进犯,在天柱山又遭到我五师一部的阻击。由于五师官兵英勇作战,接连打退日军10余次冲锋,致使日军进攻受阻,使敌从侧后攻击石牌的企图无法得逞。

五师十三团在木桥溪、墨坪、香花岭一线顽强抵抗。5月29日,日军4000余人,在十余架飞机支援下向墨坪进犯。当时十三团二营一排坚守前沿阵地。日军竟押着人质向我阵地逼近,我方官兵不忍开枪,结果导致阵地被敌人突破。

负责防守石牌的第十八军,共辖第十一、十八两个师,当时军部驻在石牌以西的望州坪,十一师扼守要塞核心,十八师掩护侧翼阵地。上阵前,十一师师长胡琏举行誓师,更和官兵写下遗嘱,决心与石牌要塞共存亡。

5月28日,日军向十一师第一道防线、右邻第十八师阵地先后发起5次冲锋。战至黄昏,十一师八连、九连阵地被突破,而七连阵地始终坚守,并予敌以重大杀伤。

日军见屡攻不下,遂于第二天上午用炮火和飞机进行狂轰滥炸,给我方阵地造成很大伤亡。第三天,日军又在飞机支援下继续向我七连阵地攻击,掩体和工事都被破坏殆尽,但该连官兵仍坚持战斗,直到我军再次反攻。第七连奉令撤离时,阵亡官兵达四分之三。

5月29日,日军分两路向我第十一师阵地大举进犯。中国军队与数倍于我之敌在牛场坡激战竟日。日军为攻占主峰大松岭,在飞机支援下向我阵地发起数次冲锋,双方均伤亡惨重。胡琏命令全体官兵“死守阵地,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流尽最后一滴血”。但终因众寡悬殊,中国军队撤离牛场坡。

誓死守土

与此同时,日军第三师团越过桃子垭,向桥边南之天台观我第十八军阵地进犯,天台观是我军的制高点,经过激战,日军在阵地前丢下300具尸体。敌人增援后,又调来飞机助战,驻守天台观的我一个排的战士,死守阵地,与敌肉搏,最后全部壮烈牺牲。

攻下天台观后,日军开始向我第十一师二线阵地突进,逼近石牌前沿。这一带崇山峻岭,日军重武器无法施展,便用飞机低空轰炸以代替炮击。5月30日,日军向石牌要塞强攻。正当战斗最激烈时,陈诚打电话问胡琏:“守住要塞有无把握?”胡琏回答:“成功虽无把握,成仁确有决心!”在曹家畈附近的高家岭上曾有3个多小时听不到枪声,这并不是停战,而是敌我双方展开了一场悲壮的肉搏战。

攻击三角岩、四方湾之敌竟施放毒气。中国军队无防化设备,用血肉之躯与敌相拼,最后将敌歼灭殆尽。八斗坊之争夺,是整个战役最为激烈的地方。敌每一寸土地的进展,必须付出巨大代价。我军浴血奋战,击毙日军近2000人,阵地前沿敌军的尸体堆成了金字塔。

在激战中,一股日军曾一度钻空隙绕过石牌,冲到距三斗坪仅60里的伏牛山。胡琏当即命部下将青天白日旗插到最高峰上,并严令守军不得后退一步。

战斗中,我空军与美国十四航空队(飞虎队)的飞机也频频出动,配合地面作战。在战斗关键时刻,击落日机6架。守卫要塞炮台的100余名海军官兵也沉着应战,运用火炮、漂雷、烟幕“三结合”战术,有力地遏制了敌舰敌机的进犯。

日军鉴于久攻不下,且伤亡惨重,攻势锐减,而我军却越战越勇。5月31日晚,日军纷纷掉头东逃,我江防军及各路友军立即转入反攻,追歼敌人。6月3日,江防军一线完全恢复战前态势。这次战役,我军共毙伤日军7000人,占鄂西会战中日军死伤总数的三成以上。我军在日本“王牌”陆军面前没有后退,粉碎了日军攻打重庆的部署,遏制住了日军肆意践踏的铁蹄。

抗日战争时期,地处长江三峡的湖北宜昌是国军抵抗日寇、保卫陪都重庆的桥头堡。除了著名的石牌保卫战之外,早在抗战开始不久的1938年,这里就发生了被誉为“中国的敦刻尔克”的“宜昌大撤退”。这场为保存人员、大型设备、器材、军工物资的战略大转移,是由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指挥船队,冒着日军的炮火和飞机轰炸完成的。而著名的抗日将领张自忠将军,则牺牲在宜昌的另外一场战斗——枣宜会战中。5月16日临牺牲前,他掏出笔向战区司令部写下最后近百字的报告:“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对民族可告无愧,你们应当努力杀敌,不能辜负我的志向。”抗战期间,中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陶铸等在宜昌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宋庆龄、宋美龄、宋霭龄三姐妹也同样飞抵宜昌,慰问抗战伤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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