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2月24日，经过改造后参加共产党并坚持井冈山斗争，对党的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袁文才、王佐，不是战死在对敌的疆场，而是牺牲在自己人的枪口下，成为中国共产党内部最早被错杀的红军高级将领。袁文才、王佐的被错杀，最终导致了1927年10月起建立的井冈山红色革命根据地的彻底失守，直到1949年人民解放军解放井冈山地区之前，我党我军再也没有回到井冈山重建革命根据地。坚守了2年4个月的井冈山根据地，与袁、王有密切关系。可以这么说，袁、王参加革命，井冈山根据地得以巩固和发展；袁、王被错杀，井冈山根据地最后彻底失守。袁文才、王佐被错杀，是革命史上的一个悲剧，造成这个悲剧原因错综复杂，形成悲剧的过程更是跌宕起伏。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决心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自1927年8月1日起，先后组织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但在强大国民党军队的残酷镇压下相继失败。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部队与先期到达井冈山的毛泽东、何挺颖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宁冈会师，建立了工农革命红军第四军。1928年12月初，由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平江起义的红五军主力辗转苦战至井冈山，在宁冈新城与红四军会师。
随着红四军军事斗争胜利和井冈山根据地巩固与扩大，对国民党新军阀反动统治的威胁也越来越大。1928年，蒋介石两次组织对井冈山根据地“会剿”都归于失败。随即，蒋介石委任湖南军阀何键为“湘赣剿匪总指挥部”代总指挥，调集湘赣两省军队共6个旅、18个团3万余人，分五路分别从湖南和江西向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三次“会剿”。
湘赣两省“会剿”井冈山，红军充其量只不过4个团5000余人，兵力悬殊巨大。为此，1929年1月4日，前委在宁冈柏路村召集60余人的联席会议，军队扩大到团，地方上各县负责人参加，史称“柏路会议”。在毛泽东主持下，会议首先传达1928年6月至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精神，接着详细讨论了应对湘赣两省国民党军第三次“会剿”的策略。经过深入研究，权衡各方面因素，决心采用“围魏救赵”的战术打破敌军事进攻。决定：红四军主力向山外突围，一方面打出去，向外发展，开创新的根据地。为配合红四军出击赣南的行动，红五军编入红四军内，番号是30团，彭德怀以红四军副军长兼30团团长的名义负责指挥。袁文才由32团调至前委，随红四军主力下山。1929年1月14日，红四军28团、31团和特务营、独立营共3600余人，在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领下，分两路离开井冈山，踏上进击赣南的征途。一路经下庄、小行洲、黄坳，一路走荆竹山，进入遂川境内合为一路。经过一场场艰苦的恶战，最终在赣南站稳脚跟，开辟了以瑞金为中心的新革命根据地，并发展为中央苏区。
红四军主力下山后，何键即令进至遂川的第一路李文彬的第21旅、进至资兴的第五路刘建绪部，会同赣州的刘士毅第15旅，向赣南追击红四军主力。同时，命令进至永新一线的第二路张兴仁第35旅、周浑元第34旅，进至莲花的第三路王捷俊部1个团，进至酃县、茶陵一线的第四路吴尚部1个旅，向井冈山逼近，紧缩包围圈。
红五军毅然承担了保卫井冈山的艰巨任务。保卫井冈山，实际上就是保卫井冈山军事根据地，这与井冈山整个根据地是有区别的。井冈山军事根据地有两块，一是井冈山山区本身，周边550里，以五大哨口为防御要冲，以茨坪为中心；二是九陇山，位据井冈山西北面。红五军初到井冈山，人生地不熟，群众条件和地形条件不利。面对不利形势，彭德怀等领导毅然决然担负起保卫井冈山的重任，与边界特委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进一步落实参战军民的兵力及部署，组织战斗服务工作，研究应急措施。
1月26日，何健率总部从萍乡移至莲花。27日，湘赣两省五路“会剿”军队向井冈山发起猛攻。
敌人攻破黄洋界、八面山、桐木岭三个重要哨口后，三路重兵直逼军事根据地中心茨坪，守山红军危在旦夕。鉴此，彭德怀与滕代远等紧急商议，决定收拢队伍突围，实行红五军军委和边界特委联席会议决定的应急措施，撤离井冈山。随即，红五军8、9大队，特务大队，10大队余部，以及遂川赤卫队，迅即在荆竹山集结，经遂川方向向南突围。当时，冲出五井的有红五军400多人，遂川赤卫队与留山红军教导团及伤病员和群众1000余人。此时正值天寒地冻，山路崎岖难行，部队行动缓慢，兼之新败之余，指挥一时难于统一，进至遂川大汾时，被敌击散，牺牲较大。1月29日湘系国民党军从黄洋界的金狮面，插入小井村后，小井红军医院100余名重伤员无法行动。敌进村后抓获了这些红军重伤员，他们英勇不屈，全部被杀害在小溪边的一块稻田里。如今，红军小井医院和红军伤病员墓，已是井冈山著名的红军烈士凭吊地。
为保存有生力量，彭德怀率红五军主力向下庄突破“会剿”军封锁线，前往赣南寻找红四军主力；留守的红四军第32团和红五军一部则转入深山密林，坚持游击战，继续抗击国民党军的“清剿”。湘赣两敌占领井冈山后，一面派兵追击红五军，另一面对井冈山实行惨无人道的烧杀政策，叫嚣“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井冈山根据地遭到严重破坏。王佐在红五军撤出井冈山后利用熟悉群众和地形的有利条件，带领部队采取化整为零的作战方法，灵活袭扰敌人，坚持在井冈山与敌周旋，进行顽强斗争。
到2月底，因蒋桂两派军阀战争已揭开序幕，进攻井冈山的国民党军大部撤走，约一个月的第三次“会剿”基本结束。我坚守井冈山根据地的军民乘机反攻，很快恢复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基本地区。
1929年2月下旬，红四军与江西红2、4团在江西东固胜利会师时，获悉井冈山已被敌攻占，于是决定到闽赣边界开展游击活动。这时，已调任红四军参谋长的袁文才，因为在东固偶然看到了中共“六大”决议案中关于诛杀红军中曾任土匪首领的文件，心里非常害怕，在东固私自离队，几经周折，于5月份返回井冈山宁冈王佐的部队。因私自离队，袁文才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并调回宁冈担任县赤卫大队大队长。袁文才诚恳接受了处分，与王佐率部积极奋战，先后收复了边界部分失地。
1929年下半年，中共中央派彭清泉(即潘心源)为巡视员到湘赣边界巡视工作。在彭清泉的指导下，1930年1月18日至21日，湘赣边特委、赣西特委、红五军军委在遂川县于田召开联席会议。会上议决用军事手段解决袁、王。袁文才、王佐被杀，直接导火线是“罗克绍事件”。罗克绍有个兵工厂能造枪，袁文才、王佐一直很想把这个兵工厂变为边界红军的兵工厂。1930年2月2日，袁文才、王佐捉住罗克绍不杀，是企图掌握他的兵工厂，为我所用。然而，袁、王没有及时向特委报告，湘赣特委便以袁王“勾结罗克绍，扰害永新赤色政府”为由，于2月22日假借“毛委员来信”，通知袁、王部队配合红五军攻打吉安，将队伍开到永新城听编。
22日晚上，特委通知开会。袁、王皆按时出席。会议由彭清泉主持。会上，彭清泉以整顿思想为由，不点名地指责袁、王“受编不受调”，“反对分田”，“勾结土豪，破坏苏维埃政府，扰害永新赤色政权”。袁文才、王佐对此责难极为恼火，最后与彭清泉等对斥起来，会议不欢而散。
会议虽然争辩激烈，但特委对袁、王及其部队仍似往常一样，热情款待。23日照例无事，晚上还备有大量酒菜款待。而其实，22日晚，彭清泉和边界特委已给红五军(红五军已于1929年12月间回到边界游击)去信，并派边区特委书记朱昌偕、永新县委书记王怀连夜前往红五军驻地安福洲湖，请求派兵，立即解决袁、王。彭德怀在听了朱昌偕、王怀等汇报后，感到十分突然。但还是命红五军4纵队的2个连于2月24日拂晓赶到永新。到永新后即包围了袁、王及其部队驻地。24日拂晓，朱昌偕开枪将袁文才打死在床上。王佐听见枪声，赶忙跳墙骑马逃跑，当通过县城东禾水河时，河上原有的桥板被事先撤走，王连人带马跌进河里，淹死在禾水河的东关潭里。袁、王部40余名干部骨干随即被杀，剩下部队一部编入红五军，一部被解散。“在解决袁、王并改编他们的部队后，湘赣边特委对于王、袁在井冈山的余部，仍不放心，遂令红五军第3纵队派出部队上山进行‘搜索’”。袁、王在永新被杀，其部遭到解体和收编，这起事件在湘赣边界各个方面引起巨大震动。袁文才、王佐部下，包括整个客籍的党员和群众，对袁、王被杀感到极其愤怒。他们认为这是湘赣边界特委一方面公报私仇，另一方面是打击客籍人。于是向上级党组织控告龙超清、朱昌偕等人。
1930年3月初，袁、王部下共16人，写了一封信请“德怀同志转赣西南特委和军委、各路行委各党部”。但这封信有没有发出，以及发出后有没有反应，据现有资料已无法得知。最终，上级党组织也没有派人对他们作解释和抚慰。而当时土籍的党内负责人，反而到处宣传袁、王反水。这样一来，在很多袁、王旧部和客籍群众心里对此非常不满。另一方面，湘赣边界各县的反动政府和豪绅阶级，则是看准机会，利用各种途径造谣生事，离间袁王旧部、客籍民众与共产党的关系，特别是对袁、王部家庭给予“抚慰”。这样一来，一些袁、王旧部和族亲，如谢角铭、王云龙(王佐胞兄)等“通电反共”，编入反动民团，掌控了井冈山军事根据地；另一部分人则心灰意冷，回乡务农，脱离革命队伍。
早在1929年三四月间，蒋桂战争爆发，参加第三次“会剿”的湘赣两敌正规军相继撤走，井冈山根据地又重新出现了新的局面。这时红五军在彭德怀、滕代远率领下，按照毛泽东讲得“井冈山是不能丢的，那是革命最早的根基之地，是革命的母胎”的意见，又杀回到边界，使边界的革命力量倍增，取得了安福战斗的胜利，再度激起根据地军民的胜利信心。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却发生了错杀袁、王的事件，使得井冈山根据地又为敌所占。错杀袁、王使湘赣边界的革命斗争形势急转直下，后来红军部队数次上山，力图恢复井冈山军事根据地，但均未奏效，反遭严重损失。设想如果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仍在红军手里，当蒋介石国民党军围剿中央苏区时，有井冈山根据地与中央苏区互为犄角，从侧背牵制由吉安、泰和向瑞金核心区进攻之敌，红军反“围剿”斗争将会主动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