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和毛泽东在一起
毛泽东一生中最屈辱的时刻
攫取军权后，张国焘开始用枪杆子“审查”党中央的领导。
首先，他认为遵义会议及其选举结果(张闻天党内负总责、毛泽东任常委)组织上不合法。理由是，政治局共有12名成员，他与王明、康生、项英、任弼时都没有参加，顾作霖1934年5月去世，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仅有6名，为应到人数的50%，未达到党章所规定的半数以上。对此，杨尚昆在回忆录中进行了专门的解释：
这是一次带有紧迫性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当时，因为被战事所分割，一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不可能到会，但是到会的还是占多数。五中全会后的政治局委员，除顾作霖因病去世外，还有11人，出席会议的有：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陈云、毛泽东、朱德6人，超过了半数，缺席的5人中，王明、康生在莫斯科，张国焘在四川，任弼时在湘鄂川黔，项英在江西坚持游击战争。政治局候补委员共5人，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王稼祥、邓发、凯丰(何克全)，是绝大多数，只有关向应在湘鄂川黔，未能出席。中央的四位书记(或叫常委)，除项英外，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都出席。
其次，他认为中央政治路线出了问题。其实，这个观点在遵义会议上就引起过争论。刘少奇在发言中要求中央全面检查四中全会以来，特别是五中全会以来，白区和苏区党的路线是否正确。
博古当时十分恼火：“总不能军事上打了败仗连总的路线也错了！”他列举了四中全会以来中央和苏维埃政府的成绩，诘问道：“中央苏区各方面建设的成绩也是错误路线造成的？！”
毛泽东从内心里赞同刘少奇的观点，但是，考虑到当时最紧迫的问题是军事问题，路线问题牵涉到白区与苏区、中央与地方、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在场的人和未到会的人，一时难以解决，因此建议将遵义会议的中心锁定为解决军事路线问题。
虽然同样认为中央的政治路线出了问题，张国焘与毛泽东、刘少奇提出问题的出发点完全不同，他是从泄愤的角度找平衡：既然是检讨工作，那就应该是全面的和公平的，“不仅要检讨红四方面军，也要检讨一方面军，更要检讨中央的领导是否正确”。
1935年7月28日，红军抵达毛儿盖。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召开了一个紧急干部会议，在会上宣布中央执行的是机会主义路线，要求将红四方面军的十几个干部分别批准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他指责遵义会议是调和路线，要求博古退出书记处和政治局，周恩来退出军委，不达目的决不进兵。
在他的唆使和鼓动下，红四方面军一些干部头脑发热，也发表一些偏激的言论。
面对张国焘挟兵自重的公开索权，中央采取了极其忍耐的态度。政治局成员轮番对张国焘做工作。
为了尽快打通张国焘的思想，毛泽东别出心裁地与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同去拜访。
一进门，毛泽东就笑着说：“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
张国焘瞅瞅毛泽东，又看看刘英，没发现手里提什么，问：“带什么了？”
“我给你带‘水’来了！”毛泽东语带玄机。
“什么水呀？”张国焘还是不得要领。
毛泽东好不容易想出个轻松俏皮的开场白，完全没有效果，只好解释道：“《红楼梦》里宝二哥不是说男人是泥巴捏的，女人是水做的吗？刘英是女人，当然是水啦！”
张国焘这才开窍，不由得哈哈大笑。
笑过之后，一切依旧。在交谈中，张国焘翻来覆去就说一个意思：“对于工农干部，我是很重视他们的啊，他们打仗勇敢，有经验。”
他的弦外之音是坚持提拔四方面军一部分人当中央委员和进入政治局。
接着上来劝说的，是会师以来从来没有说过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重话的朱德。两人说得口干舌燥，仍然云遮雾罩。朱德气咻咻地感叹：“太难了，太难了！”
张国焘索权的言论很快变成了最后通谍。他将自己拟定的一长条名单交给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命令他找张闻天商量。在这张名单中，张国焘注明了哪些人进中委、哪些人进政治局。
张闻天拿到名单，一筹莫展，只好来找毛泽东商量。
虽然早就探察到了张国焘的意图，但毛泽东也没有料到他的胃口会这样大，很不情愿地说：“中委可以增加几个，政治局不能增那么多。”
张闻天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又找陈昌浩等人谈。经过好几个来回，基本取得了一致意见，准备擢升6人进中委或政治局。
8月3日，张国焘收到张闻天电报：“请准于明日十时到达沙窝开政治局会议，并请通知傅钟、博古、邓发、凯丰、富春赶来到会。”
张国焘知道，又一轮较量开始了。
8月4日到6日，张国焘参加了在沙窝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的议题有两个，一是讨论确定两军会合后的形势和任务，二是吸收四方面军干部参加中央工作。
会议开始后，张闻天首先发言。他根据起草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的决议》草案，进行了系统分析和阐述，强调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是当前红一、红四方面军的首要任务。
会上，张闻天针对张国焘清算中央政治路线的质疑，重申了遵义会议的结论，即：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没有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是军事路线上的错误，经遵义会议已经得到了纠正。
张国焘纠缠不放：“中央的政治路线可能是错的，也可能是共产国际错了，也可能是我们执行错了，也可能是时移势易而必须改变。”
大家耐心地听着他兜圈子。
“虽然我们不宜贸然肯定中央的路线上正确或者是错误的，但是，”张国焘话势一转，“苏维埃运动不是胜利了，而是失败了，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现在所有的苏区都丧失了，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我们退到了藏族地区，这些失败的事实是无法否认的。至于苏维埃运动遭受挫折的原因，既不能说成是敌人飞机大炮的厉害，也不能当作只是我们军事上的失算，主要还是这一运动不合时宜，没有被广大群众所接受。所以，不能不从中央政治问题上找原因。”
毛泽东用一句话回答了他的提议：“确定中央路线正确与否，不能只由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来决定，而是应该全党共同参与。这个问题可以留待将来的七大解决。”
与会者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会议转入第二项研究组织问题，争执变得激烈起来。
张闻天代表政治局提出事先磋商的名单：提升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等3位同志为中央委员；提升何畏、李先念、傅钟等3位同志为候补中央委员；提升2位同志进政治局，陈昌浩为正式委员，周纯全为候补委员。
这个方案事先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商量过，都表示没有异议，但张国焘突然变卦。
“六大的精神之一就是坚决提拔工农干部，这是我们党的组织路线。在坚决提拔工农干部方面还可以多提几个人嘛！”张国焘又掏出自己拟定的名单，逐个介绍情况。
毛泽东委婉地说：“四方面军中有很好的干部，我们现在准备提6位同志，是很慎重的。照党章规定，本来政治局不能决定中委，现在是在特殊情况之下才这样做的。其他干部不进中委，可以更多地吸收到各军事、政治领导机关工作。”
张国焘换了个角度继续强硬地坚持自己的观点：“本来我的意见，是提几个同志都到政治局，这样可以提拔工农干部，他们有实际经验，又可以学习领导工作。”
会场上一时形成僵局。
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都看出张国焘想在政治局形成多数来控制党中央(这些被提名的干部大多数都是党的忠诚干部而不是张国焘的人)，因而坚决不在中央委员的人数上松口，同时为了团结张国焘和顾全大局，又作了有限的让步，决定陈昌浩、周纯全进政治局，为正式委员。中央稍后还决定，陈昌浩以政治局委员兼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两河口——芦花——沙窝——毛儿盖，在长达60天的日子里，党中央面对的不再是武装到牙齿的国民党军队，甚至也不再是杀人于无形的饥饿、寒冷、雪山、沼泽，而是张国焘那张阴沉的脸和眼睛里透出的缕缕杀气。
关于这段历程，一年后，中央书记处在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我们认为，欲求得共同北上，欲转变国焘与争取四方面军，必须采取特殊的及十分忍耐的方针，因此除对党的路线坚持原则外，其余均向他让步。”
这段经历也在毛泽东心中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25年后，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采访中提问：“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毛泽东答：“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当时党内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