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夏，蒋介石决定派徐永昌往二战区“视察”。8月25日，回到重庆的徐永昌向蒋介石汇报了以下几点：一是阎“通倭之事实防万一”，当在我抗战御共失败后；二是晋对中央误会甚，排除之方惟有不妨害其政权；三是阎“恶共恶到极点，日盼中央除共”。 8月29日蒋亲笔致函阎锡山，“内容备极尊敬与安慰之意”。 可见蒋仍着意笼络阎锡山。但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徐永昌访问克难坡期间，日阎双方正在进行紧锣密鼓的谈判，稍后，日阎双方签订了基本协定，可见，阎此时确实倾向于投靠日本。
有意思的是，阎锡山一边和日本签订密约，一边又企图将其行为披上“合法”外衣，即装饰成他是在蒋的暗示下联日剿共，由他来“但上不听中央制止，暗中勾结敌人剿共的恶名”，而“中央仍可得联苏之实”。9、10月间，他有连续三次致电蒋介石表示：“生甫(即李广和)奉办事勉强进行，已有头绪……只要与国家有益，我不惜一切牺牲。” 阎锡山很可能认为蒋既想剿共，又想联苏，处于一种两难境地，他如果以“剿共”的名义，密切与日本的关系，帮蒋解决难题，就可得到蒋的默许。但正如徐永昌所说，只要阎联合日军打中共，就“完全为投敌”，只是有意“假剿共一位遮饰耳”；阎之所以要假手与中央有关系之李广和办，“一则使他人分过，一则藉留余地，国军败，彼可由假即真，国家有权，彼可由真作假”。此处徐永昌对阎心态的分析非常中肯，即阎对日基本上是欲迎还拒，引而不发，当国军败的时候，就弄假成真，倒向日本人；当国家还有相当力量的时候，则装作和日本人什么关系都没有。
10月26日，蒋在日记中大骂阎：“此奸贼之卑劣狡诈，无异于汪逆。然时日至今，为时已隔半月以上，而尚未见其公开降敌其或以洛阳与西安无恙，彼犹豫徘徊疑贰，不敢宣布，亦未可知。”蒋指出了一个重要事实：虽然阎已做好了准备，但在洛阳与西安未失陷之前，阎不敢公开降日。
此时，日军正在进行汾西作战，对黄河东岸龙门山(或称东禹门)的中央军发起攻击。胡宗南等人拟派一团部队渡河援助，却为阎锡山所拒。蒋认为阎此举表明“其叛逆益显矣”。 而阎之所以拒绝中央军渡河，理由就是“中央军过来对敌之意少，对我后方之扰乱多”。同时，阎又表示：“在此刚利用人为我们做华北全面努力之下，骤然反口甚难。”也就是说，日阎刚刚达成协议，不能反悔。鉴于此，徐永昌认为阎投敌的事实比他所判断的还要“过之”。
11月6日，蒋告诉阎，对于增援的中央军第六十一师，“必令全师渡过，无商量余地”。 同一天，蒋又在日记中说：“阎又电其代表诉其降敌之举有欲罢不能之势，此奸终必降敌，但我以极端严厉处之，预示已有万一之准备，并以厚集兵力在其附近，使其有所畏威而知止，或能冀其悔悟也。” 可见，蒋必令中央军渡河，其重要意图就是要威慑阎锡山：不得投降日本，否则军事讨伐。
同时，蒋又派贾景德回克难坡“劝止”阎锡山。蒋要贾景德向阎锡山表示：“晋地至不能立足或不如意时，陕省或甘省皆可任阎先生治也。”同时警告：“阎果迎敌剿共，则余必明白讨阎……邪正决不能混淆，夏夷岂能两可！”“如阎通敌剿共，无论其出诸如何形式，余必毫无犹豫的率领共党以讨阎王。”蒋向阎明确表示：在民族大义面前，他会毫不犹豫地和中共一起讨伐汉奸，共御外侮；在敌我之间，没有投机取巧的余地。
贾景德山西之行获悉：阎锡山的文武干部中，“除极少数觉勾结日本之非是外，大多数以为抗战无出路，且亟思速回太原，但自日对英美抗战后，则又当别论矣”。此时，徐永昌也得知：日美开站后，“阎先生一再言自己判断错误”。1942年1月初，阎致电蒋说：“必本前言与钧座难与共，追随到底。”1月21日，唐纵就判断说“阎之态度大有转变也”。
但是，阎仍没有完全掉头转向蒋介石，也没有完全截断投向日本的道路。3月下旬，蒋向阎锡山传话：希望阎至西安一晤。阎却回电说“前方离不开”，同时又派赵承绶再赴太原与日军周旋。8月14日，蒋又让徐永昌转告阎，希望赴西安一行，但阎仍“不敢”来，只是派赵承绶、王靖国二人赴西安谒见蒋介石。
1943年12月29日，山西省主席赵戴文逝世。次年1月6日，蒋在日记中说：“反间谍略之运用，派次宸赴晋吊赵丧。”此处蒋的说法甚有意思，他派去吊唁赵戴文的使者徐永昌具有“反间”的作用，这大致是说徐永昌的作用更多的是要劝诫、拉拢阎锡山，吊丧只是次要目的而已。此后，由于日阎之间越来越冷淡，所以蒋也未采取什么特别的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