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尔苏茨基需要什么？——1919―1920年苏波战争之谜(一)
在苏联和俄罗斯论述上个世纪一、二十年代苏维埃俄国国内战争的著作中，都使用了一个模棱两可的概念：“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之所以说这个概念模棱两可，就在于它模糊了苏维埃俄国领土当时的实际情况。这个概念涵盖了当时的苏维埃俄国、苏维埃乌克兰、苏维埃白俄罗斯，甚至还囊括了波罗的海三国和芬兰。而这时，苏维埃俄国的领土并不包括乌克兰、白俄罗斯、波罗的海三国和芬兰。苏维埃俄国只是通过红军的军事行动，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而且这样的政权风雨飘摇，动荡不定。
但是，在苏维埃俄国国家领导人的眼中，这些国家和土地应是属于苏维埃俄国管辖范围之内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与苏维埃俄国非一个国家的情况，列宁1920年2月2日在第七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中就有过阐述。他说，苏维埃俄国对邻国执行的是“紧密联盟的政策”：“不言而喻，我们对乌克兰共和国执行的也是这样的政策，而且更加完善了。这里问题比较简单，因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之间以前就订立了条约。这个条约意味着两个共和国在反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斗争中结成了亲密的联邦关系。”一个“联邦关系”揭示了苏维埃俄国与乌克兰的实质性关系——“邻国”。至于波罗的海三国和芬兰，它们在政策和文件上是被看成“独立”国家的，而在实际上它们又常常被视为苏维埃俄国有权干预的土地。1919年10月25日，托洛茨基提出为了追击尤登尼奇残部，可以兵发爱沙尼亚：“应该利用爱沙尼亚农民渴望和平的心理使他们明白，如果尤登尼奇撤往爱斯兰而没有遭到他们的反击，战争势必将转入爱斯兰境内。”
苏维埃俄国虽然是十月革命的产物，而在俄波领土问题上却持有顽强的历史观点。尽管苏维埃政府于1918年8月29日颁布法令，宣布：“由前俄罗斯帝国与普鲁士和奥匈帝国政府缔结的、涉及瓜分波兰的条约，因其与民族自决的原则、与承认波兰人民的不可剥夺的自主和统一的俄罗斯人民的革命法制意识相违背，由本法令予以彻底废除。”而在实际上，苏维埃当局却一直把波兰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的边界看成是“俄波边界”，而波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组成的皮尔苏茨基政府却试图为夺回波兰在历史进程中被四邻瓜分去的领土而诉诸武力。苏维埃俄国在这方面也是一刻没有放松准备，波乌、波白边界的争夺在新形势下如地火般运行。国内战争全面爆发期间，苏维埃俄国在波乌、波白边界的战略部署和战术行动方面一直是苏维埃俄国运筹帷幄的重点。
为此而成立的西方面军就是为了适应这种形势的。这个方面军负责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白俄罗斯和波兰的军事行动。总的决策是：为了掌控这些民族的领土，为了在这些领土上设防来维护苏维埃俄国的利益，苏维埃俄国政府决定建立苏维埃民族军。西方面军的建立表明苏维埃俄国政府不会在“俄波”历来的边界问题上作出让步。
但是，皮尔苏茨基政府却偏偏要在边界领土问题上作文章，它想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曾经瓜分过波兰的大国的削弱，向东西方扩大自己的疆土。皮尔苏茨基认为，现有的边界是大国强加于波兰的，到了波兰人回到自己原先的归属地的时候了。1918年秋天，皮尔苏茨基从东部边界着手，联合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力量，试图将波兰的东部边界向东推移。对于波兰政府和波兰民族来讲，这是一种爱国主义的表现与迸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社会党左派都怀有重建国家的“故国情结”，而皮尔苏茨基恰恰是波兰社会党左派，他领导的政府也打着“社会主义”、“工农政府”的旗号。因此，在他身上出现这样的“故国情结”也就有着深厚的社会和政治基础。重建波兰，甚至是“大波兰”，就成了印有皮尔苏茨基符号的“波兰爱国主义”，或许是“波兰沙文主义”。所以，皮尔苏茨基出兵苏维埃俄国在波兰国内并没有引起强烈的反对。
1919 年1月28日，托洛茨基在一封致季诺维也夫、抄送列宁的电报中就提出：“最近的情报都表明波兰人极有可能发起全线进攻。您必须立即采取防范措施。”同一天，苏维埃政府发表了《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告波兰政府和波兰人民书》，其中人民委员会对波兰人民强调，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对波兰政策的依据是民族自决的不可动摇原则，并郑重声明：“红军不会越过现有的白俄罗斯战线的地界”，在乌克兰一线，“苏维埃军队不会向目前所占地界的西部开展任何军事行动。”苏维埃政府还保证，不与第三方缔结反波兰的任何协议并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俄波间的一切问题。
2 月2日，列宁在第七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波兰问题非常尖锐”，并且给波兰政府和波兰问题定了性：“除资产阶级的、保守的、地主的波兰外，除波兰一切资本主义政党势力外，协约国的各个国家都在拼命挑唆波兰同我们作战。”列宁还在讲话中再次极力驳斥了红军要打波兰的说法。这次会议通过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告波兰人民书》。
皮尔苏茨基于1920年4月12日下令进攻基辅，开始了向苏维埃俄国索要“被俄国占领的土地”的军事行动。这大大触犯了苏维埃俄国的爱国主义，也同样伤害了苏维埃俄国几乎所有领导人都怀有的“世界革命”的激情和向往。一个被苏维埃俄国领导人视为应是世界革命“红色桥梁”的波兰怎么能成为反对苏维埃俄国的“通途”呢？于是，波兰的爱国主义就与苏维埃俄国的爱国主义相碰撞了。4月29日，俄共(布)中央发表文告，呼吁工人和农民、“尊敬的俄罗斯公民”起来保卫苏维埃共和国。被列宁批判过的俄国传统的爱国主义和俄国这个概念第一次被苏维埃政权看做是赢得对波战争的武器，而且在俄国爱国主义这面旗子下，所要达到的就不仅仅是对波战争的胜利了。
俄波战争：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1919—1920年苏波战争之谜(二)
俄波开战之际，苏维埃俄国的国内战争正处于一种十分微妙的阶段。这种微妙集中反映在斯大林、托洛茨基和列宁等领导人对国内各条战线战况的认识、战线的重要性和各条战线指挥员的任命上。1918年秋至1919年间，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有关组建红军和利用旧俄军官的争斗进一步激烈。列宁和托洛茨基强调全国军事力量的统一调度和使用，各条战线协调，危者为重，而斯大林则集中全力于南部战线(北高加索地区)扩展自己的军事力量。在人民委员会和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组建西方面军以应付波兰的进攻时，斯大林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迟迟不听调遣。
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冲突在1919年11月份几乎发展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11月12日，“中央委员、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谢列布里亚科夫和斯大林” 联名给“俄共中央政治局”一份正式声明：“必须或者撤换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全体成员，或者撤消大本营，如果认为这样做不合适，就撤消古谢夫的职务。 ”总司令和古谢夫都是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成员和托洛茨基信任的人，而撤销大本营，就是去掉托洛茨基。
而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对斯大林麾下的指挥员也是一直进行指责，其中布琼尼和伏罗希洛夫是众矢之的。他们两人的谎报战功、居功自傲受到了一连串的指责。在组建西方面军时，作为西线组成部分由伏罗希洛夫指挥的乌克兰战线存在许多问题。
图哈切夫斯基转战东线，屡建战功，后被托洛茨基调至西南方战线，其目的也是试图对斯大林进行牵制。但在斯大林操纵下，图哈切夫斯基名为“集团军司令”，而实际上被闲置，没有用武之地。1920年1月19日，图哈切夫斯基无奈之下给托洛茨基写了一封信：“恳请您帮助我摆脱失业的处境。请让我在实际工作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如果在前线无法安排，就请安排在运输部门或是军事人民委员会工作。”显然，托洛茨基对图哈切夫斯基的处境进行了干预，并数次越过斯大林，通过直线电话，向图哈切夫斯基询问西南线的战况。2月7日，列宁也开始询问：“图哈切夫斯基在哪里？”最后是，图哈切夫斯基在4月29日被任命为西线指挥员，统领对波兰作战事务。
这一时期，列宁对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冲突采取了一种竭力使他们合作的立场和策略，并且多次提醒斯大林在给他报告时必须同时向托洛茨基报告军情，以免贻误大局。在托洛茨基数次电催斯大林抽调南线的兵力来支援西线的情况下，斯大林在1920年3月21日给托洛茨基电报，同意调兵：“在高加索战线有不少于25个步兵师和10个骑兵师的情况下，我认为，可以根据您的建议调走6个师去对付波兰军队。”斯大林的最亲信的部队——伏罗希洛夫指挥的军队参加了西征波兰的战事。
这时，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在对波作战的总方针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远在南方战线的斯大林没有能参加具体的策划行动。托洛茨基负责对波作战总的战略的策划，他提出的总的方案有三个主要之点，一是动员全国全民对波作战，二是抽调最优秀的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派往西方面军，三是准备在战事胜利结束后替代皮尔苏茨基政权的权力机构及其领导人。苏维埃领导人的决策和行动表明，对波兰的战争，不仅要粉碎皮尔苏茨基军队的进攻，而且通过此举希望在波兰、德国出现劳动人民的革命，波兰不仅是战争的通道，而且必须成为革命的通道。
但是，西方面军并不是一支能作战的部队。5月9日，托洛茨基在致中央的信中提及西方面军的管理问题：“西方面军管理得很糟。共产党员工作久了，染上了市侩的心理。工作拖沓，完全是官僚主义的效率。”10日，托洛茨基承认与波兰的作战是“第一次由优秀军事专家领导的正规军来与我们作战”，因此他建议：“必须从各方面军抽调优秀的集团军司令到这里来担任师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担任旅长等等。”
在经过全力整顿后，图哈切夫斯基统领的西方面军战斗力大增。到1920年8月15日为止，西方面军的人数就达到了314，180人，军队中的许多指挥员都是沙皇军队的旧军官。图哈切夫斯基在沉默了许久之后，又以他在东线行动中所表现出的快速、凶狠、粉碎性打击的军事作风，很快在西线取得节节胜利。6月12日，西方面军收复了基辅，迅即抵达边界并准备越界进攻波兰。这种迅雷不及掩耳的军事行动令波兰军队溃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