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制造的“重庆大轰炸”，历时5年半，为世界战史所少见，罪行累累，然而很多真相并不为人所知。我是抗日战争史的研究者，又是这次大轰炸的目睹者、受害者，因此——
70多年前，我与数百万重庆人民一起，共同承受着日军疯狂轰炸造成的苦难。从1938年2月18日起至1943年8月23日，日本对战时中国首都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半的战略轰炸。据不完全统计，此段期间日本对重庆实施轰炸超过200次，出动9000多架次的飞机，投弹11500枚以上。重庆死于轰炸者10，000以上，超过10，000幢房屋被毁，市区大部分繁华地区被破坏。日本对重庆实施的空袭，是继德国在1937年4月西班牙内战中对格尔尼卡(Guernica)平民实施轰炸之后，历史上最先实行的战略轰炸。其目的是希望透过制造大量平民杀伤，以瓦解对方抵抗的士气。故此轰炸时不分前线及后方，亦不以军事目标为主要对象，反而多以居民区、繁华的商业区等为目标。
对于重庆大轰炸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我怎能保持沉默？我不仅是抗日战争史的研究者，而且还是重庆大轰炸的亲历者、目睹者。当时我曾寄宿南岸亲戚家中，在轰炸最猛烈时，从防空洞口可以看到市区火焰与浓烟滚滚喷发，连江水都被炸得激起逾丈高的巨浪，这种惨烈情景至今仍然仿佛历历在目。1938年秋，12岁的我离家到江津德感坝就读于国立九中。有年暑假与几位小伙伴在池塘里游泳，正好碰上日军轰炸重庆市区的飞机顺道在江津上空寻找攻击目标。我们慌忙爬出池塘，钻进玉米丛中，可能背上有水反射着耀眼的阳光，敌机立即俯冲扫射，雨点般的机枪子弹几乎夺去我们这几条小命。此外，由于大轰炸期间就医困难，缺少应急药品，我的外婆与两个弟弟都是在这个时期悲惨病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家也是大轰炸的受害者，而我也可以算得上是个幸存者。
我长期从事南京大屠杀研究，深知日军其所以要在占领以后的中国首都进行疯狂屠杀，用意在于动摇乃至瓦解中国政府与人民的抵抗决心。正如当时的日本首相近卫文麿所说：“把中国人民打得屈膝投降，在于摧毁他们的战斗意志。”国民政府西迁后，重庆成为战时陪都，是正面战场政治的与军事的中枢所在地。日军疯狂轰炸重庆，其用意也正在于摧毁中国抗战斗志，威逼中国政府屈膝求和，实现其速战速决征服全中国的美梦。所以，重庆大轰炸与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七三一细菌战一样，都是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也是日军侵华残暴罪行无可抵赖的铁证之一，理应组织人力，整合资源，加强研究。
早在1991年12月12日，“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在纽约举行群众集会，我就说过：“我们回忆充满恐怖与罪行的往事，决不是为了复仇，而是为了寻求真理与伸张正义，同时也是为了汲取历史经验，用以教育后世人民。”我想，这正符合胡锦涛同志所说的：“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我们所追求的与日本人民所追求的，都是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经由相互理解而形成的真正平等、互利的和平相处。我们维护历史真相，反对掩盖历史，特别是反对因为某种政治、经济私利而随意歪曲历史。我们揭露日军侵华暴行，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但同时也把日本人民(包括一般士兵)看做侵略战争的受害者。中日两国人民都应该弄清历史真相，正确总结经验，理性沟通，求同存异，这样才能共同构筑中日两国乃至整个亚洲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
研究重庆大轰炸的历史，是一项非常严肃的学术工作，因为其全部史事陈述与相关论断都必须具备谨严而细密的实证基础。正因为如此，重庆学术界从2005年此项研究的起始，就把史料征集与史事调查放在第一位。经过较长时间的共同努力，经过反复核实考订，现在已编成三类五编十二卷共约600万字的一套大型史料丛书《重庆大轰炸调查研究丛书》，陆续出版问世。这对于有志于研究重庆大轰炸历史的中外学者来说，这当然是极大的福音，因为编者已经把相关档案、文献、证言三类重要资料整合为一体，非常便于相互参照与对证。
与南京大屠杀、七三一细菌战、慰安妇等研究领域相比较，重庆大轰炸史研究虽然起步稍晚，但我认为必定可以后来居上。因为它不仅可以利用上述几项研究数十年来积累的经验，而且还在史料资源的开发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者对此感受尤深，因为南京沦陷时原定留守的中国政府官员(原南京警察局长)竟然也逃之夭夭，南京安全区收容的20余万难民竟然主要是靠20几位外侨志愿者组成的国际委员会管理，所以根本无法对日军大规模烧、杀、淫、掠疯狂暴行进行比较全面的调查记录。只有等到1945年日本战败，国民政府迁回南京，为了准备先后在东京与南京分别举办的日本战犯审判、才正式进行全面调查，然而由于相隔八年，时过境迁，人口异动，在资料征集与社会调查两方面都存在许多困难。至于日方的相关档案文献则绝大部分已经销毁或隐藏，至今所能发掘者为数极少。幸好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档案经过贝德士博士(当时为金陵大学历史系教授)的妥善保存，并最后收藏于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这样才提供了一批最有说服力的当时当地目击者的原始记录，但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这些记录所能陈述的日军暴行也不过是安全区内外的一小部分。至于七三一细菌战及慰安妇问题研究所面临的资料发掘困难，就更不必言说了。与此相对照，重庆大轰炸的相关原始档案、文献，保存的数量要多得多，当年受害者、亲历者及其亲属至今健在者为数也不少，加以重庆市领导与相关部门(如市政协、档案馆、党史办等)又一贯重视本地重大史事档案文献的保管与整理、编辑，所以已有多年雄厚的资料工作基础，这就必将为重庆大轰炸历史研究的顺利发展提供足够的资源保证。
让我们永远牢记贝德士博士当年的诚挚呼唤：“给全球以和平，给人类以慈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