鸭绿江外的血战——重返1894年9月17日
中国历史上自毁长城的事虽然屡见不鲜，却从没有一群人像清末北洋舰队官兵那样，如此关系到这个国家的国运，又遭受到如此多不公、误解甚至漠视。在众多参战、观战中外军人的眼里，北洋海军官兵在1894年9月17日以横飞的血肉，进行了一场几无胜算、但令人肃然起敬的战斗。
从旅顺到鸭绿江口
1894年9月15日大连湾内地旅顺港，为中国军队运送物资的美国商船“哥伦比亚号”刚刚抵达，美国船员詹姆斯·艾伦就目睹了令人震撼的一幕。
“在抵达大连湾时，我们发现该湾舰只云集。4艘大的运输船已经开始装运士兵，另一艘运输船也在我们之后到达。战舰排列整齐壮观，共有12艘，除两三艘外，均属北洋舰队。此外，还有4艘鱼雷艇。”当时，日军进攻入朝中国军队，迫使中国再次向朝鲜增援。考虑到此前丰岛海面日军击沉运载北洋陆军的“高升号”运输船的惨剧，此次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奉命率舰队几乎全部主力舰艇从威海卫军港抵达大连湾，为运输船队护航。
就在北洋海军离开威海卫军港第二天，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就收到了日本侵朝陆军发来电报，告知平壤之战中从大同江清军一艘船中搜到一封信。此信是平壤守将写给清军铭军统领刘盛休的，日军由此获悉，大孤山、大小鹿岛(鸭绿江口西南)可能会有大量中国军队登陆。几乎与此同时，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也发报指出，估计中国军队要取道海路运兵，从大鹿岛一带登陆。
北洋海军根本不知道已经泄露了出航的情报，在此前，北洋海军的密码其实已经被日军破获，要命的是北洋海军一无所知，直到战争结束都没有更换密码。于是中国军舰还没出航，日本海军已经决定派遣舰队前往大东沟出战。
在中朝界河鸭绿江入海口处，一个大型冲积岛屿将入海口分为东西两侧。西侧入海口虽然比东侧狭窄得多，河道却比较畅通，甚至还在中国一侧形成了一个小型避风港——大东港，即今天丹东港，这个出海口就被称为大东沟。
此前，中国军队海路入朝登陆地点是朝鲜中部的牙山港。但日军占领汉城，又在丰岛海域击沉高升号运兵船，从牙山登陆已不可行。如从陆路越过鸭绿江增兵朝鲜，在不具备铁路、公路的情况下，路途漫长、劳师费力。于是在大东沟登陆，就成为一个可行的折中方案。
然而大东港毕竟是浅水港，运兵船只能在外海依靠小船将人员物资卸载后转运登岸。北洋大臣李鸿章虽然对此早有叮嘱，但边境中国官员竟相互掣肘，导致派遣的民船严重不足，物资、人员登岸极为缓慢。
丁汝昌将北洋海军主力舰停泊在大东沟西南12海里左右的小鹿岛附近以保护登陆舰的退路。在大东沟口，由“平远”和“广丙”两舰直接护卫着登陆船队。跟随行动的“哥伦比亚号”上，詹姆斯·艾伦再次目睹了中国军队登陆时壮观的景象：
士兵们在沿岸临时搭起了他们的帐篷，16日夜幕降临时，呈现出一幅粗犷的景色——宿营地的灯火沿着荒凉的江岸向远处延伸，在恐怖的黑暗中聚集着粗大的人影，在遥远的地方到处有灯光通明的军舰的巨大影像。
然而，中国陆军和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并无此雅兴观摩夜景，对于登陆的迟缓，丁汝昌忧心忡忡。丰岛海战失利后，日军曾倾尽所有舰艇炮轰威海卫，当时北海舰队并不在港内。朝内反对李鸿章的清流派借此攻击其下属丁汝昌，几乎要取其性命。在李鸿章力保下，清廷严令丁汝昌禁止任何一艘日军舰艇进入渤海湾，并颁布一条正式指令，命他不得出成山头灯塔到鸭绿江口一线以东巡航。
李鸿章的战略，也认为北洋多年经营不易，不该轻易“浪战”，而应以巡航海面，“做猛虎下山之势”，即以舰队的存在威慑对手，不主张轻易和对方主力舰队在大洋决战。这正和西方海军以争夺制海权为核心的战略相反。
甲午战争时期曾在远东专门考察中日战况的英国中国舰队司令弗里曼特尔海军中将后来曾这样评价甲午中日海战：“最初日本舰队只是保卫运输船，清国舰队则只允许在渤海湾内巡航，禁止向山东半岛成山头到鸭绿江一线以东出航。因此，两国都以海军作为陆军的辅助，把海军置于次要地位，这就是对制海权作用的误解。”
但李鸿章此举也并非没有苦衷。自从建军以来，舰队已经4年没有增添舰只，早已不是当年亚洲第一舰队的实力，舰艇实力上超过北洋舰队的日本海军开始采用攻势。办过多年洋务的李鸿章远比高唱“主战”的“清流派”了解中国，更了解对手。李鸿章清楚，一旦大战损耗，他苦心经营的北洋海军将会如“纸糊的屋子”，一戳即破。
在这双重掣肘下，丁汝昌只先行派出4艘军舰前往旅顺，自带其余主力舰艇前往威海东部的成山头方向巡逻了一番，再转向旅顺和先头舰艇及运输船队会合。这个举动让不知内情却又情报灵通的日军误认为北洋海军再次只派出“超勇”、“扬威”、“平远”和“广丙”4艘弱舰前往朝鲜护航。于是没有出动全部舰艇，只派出主力舰艇“松岛”、“吉野”等10艘主战舰艇和两艘武装舰艇“赤城号”和“西京丸号”伴随。北洋舰队就此避免了从一开始就毫无胜算的可能。
12艘日军舰艇组成联合舰队从朝鲜大同江口驶出，前往清军登陆地点所在的大东沟海域，目标，正是中国海军的运输船队和护航舰艇。
大东沟外海，丁汝昌虽然率领着北洋舰队几乎全部主力，但他担忧的正是日军主力一旦前来攻击登陆舰艇，北洋海军将不得不与日军决战。国内不知情的官僚、腐朽的陆军和空有慷慨的媒体都纷纷攻击丁汝昌畏战，却全然不理会北洋陆军力量不足的事实，更糟糕的是，无论登陆的清军陆军还是丁汝昌都不知道，就在9月16日登陆这天，他们试图前往增援的平壤其实已经失守。在朝鲜北部的大雨中，中国陆军已经一溃千里。
大东沟外的清晨
1894年9月17日4点30分，天还未放亮。大东沟外舰上的北洋海军水兵们就起床了。4点40分点名前，吊床已被折叠到军舰两舷中的舷墙内，为的是战时能起到一定抵御弹片作用。4点50分，水兵们开始用被称为“圣经石”的石块打磨甲板。5点42分，太阳从东方海面升起。这是一个无风的晴天。
6点25分，在打扫完舱面和甲板后，士兵们开始早餐。在升有五色团龙提督旗的定远舰上，丁汝昌正催促登陆部队加快速度，令各护航舰艇准备在中午12点左右护卫运输舰艇返航。
李鸿章幕僚姚锡光在《东方兵事纪略》中记载，丁汝昌当时命令全军在中午12点准备起锚，返回旅顺。丁汝昌的紧迫正是担心与日本海军大队相遇，但对于随时可能出现的日军舰艇，定远舰上的英国人泰勒发现，北洋海军下级官兵却士气正旺：“呈欣欣之色者，大率为水手。彼等举动活泼机敏，以种种方式装饰其火炮，若不胜其爱护者，其向往之情盎然可觉。”定远舰右舷处的姊妹舰镇远舰上，自愿加入北洋舰队的美国人马吉芬曾毕业于美国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他也发现，镇远舰上的水兵们似乎不畏惧随时爆发的战斗，“与通常一样，船员们精神饱满，热切期盼着一场战斗来为‘广乙’和‘高升’报仇雪恨”。
北洋舰队的高级军官们多数曾留学国外，但他们和水兵一样着布制长靴和肥腿裤子，以及半西式的外衣，只以龙条彩纽作为等级标识。中国在学习西方时更多试图学习其科学技术，而内心极度警惕西方的意识形态，这点和全盘西化、连军服也仿制英国海军的日本人大相径庭。不过泰勒非常了解，北洋舰队的高层军官之所以“不若水手之欢忭”并非因为怯战，而是深谙中日海军当下实力的强弱，更“熟知己方之所拙”。
上午例行的炮术操练结束，定远舰艏部右舷的高级军官厨房内开始核对菜谱。当天军官餐桌上有一道重要的菜肴：西式烧鸽子肉。在定远舰尾部后方，和经远舰斜向并列的致远舰上，军官则在给他们的管带(舰长)邓世昌准备特别午餐——9月17日，是邓世昌45岁生日。舰艇的轮机已经发动，劣质煤炭燃烧产生的大量煤烟笼罩在舰队上空，返航在即，无人知晓在北洋舰队泊地以西大鹿岛的西南方向27海里处，日军联合舰队却正在以每小时10海里的速度接近。
驶向海洋岛的日军联合舰队松岛舰上，海军大尉木村浩吉也注意到这个好天气，他这样记录：“是日拂晓，天气晴朗，微风徐徐。风自偏西北方向吹来，但烟囱喷出之煤烟却随着舰之速力渐渐地飘向不同方向。海水呈绿色，其面平滑。帝国舰队由12舰组成，皆涂成鼠灰色，前日自大同江之临时根据地启程。”
或许想象中最多遇到几艘战斗力不强的中国舰船，日军舰艇上气氛轻松。操练结束，木村浩吉甚至等人在士官办公室休息，不谙围棋的木村浩吉甚至和“松岛号”会计长浅野下起了围棋。松岛后来回忆，这时有人跑进来说，发现舰只。
日本《廿七八年海战史》记载的准确时间是1894年9月17日10点20分，“吉野号”前桅桅盘内的瞭望士兵发现了远处海面的煤烟。3分钟后，日军旗舰“松岛号”看到了“吉野号”打出的旗语，但发现的其实还只是海上的烟雾。由于海面曲度，日军尚未看到北洋海军舰艇船体。仅从烟雾数量判断，并不只一二艘舰船。从烟雾浓重的黑色来看显然不是英国舰队。木村浩吉急忙登上舰桥，观察东北偏北之天际，“煤烟丛腾，心想必是敌(北洋舰队)之舰队”。
据《日清战争纪实》记载，此时，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佑亨认为，北洋舰队的舰只“大概不过是运输船五六艘，载陆军在鸭绿江口登陆，三四艘军舰掩护。若如此，应把敌舰全部击沉。以此作为我联合舰队的作战对手，颇感微不足道”。日军水兵们则认为遇上了中国运输舰船，甚至高兴得在甲板上雀跃。数十年来日本国内对于侵略中国的宣扬，以及丰岛海战的胜利，让日军上下充满了狂热。
木村浩吉记载，无论士官还是水兵，都兴奋地各自去换上了新衣服。联合舰队从司令官以下到士官、准士官，都穿着藏青色普通军服，佩戴长剑，水兵则穿着工作服。所有人都渴望再次重复丰岛海战，木村浩吉自己也准备好白木棉手帕和望远镜，开始等待着战斗喇叭响起。
然而随着两支舰队距离的接近，出现在联合舰队面前的竟然是北洋舰队全部主力。曾随同山县有朋的第一军入侵朝鲜的日本随军记者川崎三郎在《西京丸的战斗报告》中写道：“开始只见煤烟，后来出现樯顶，再靠近，见舰体……敌人却是包括清国北洋水师全部精锐之大舰队！”
11点40分，吉野舰用信号旗对其他舰艇发出信号：“发现敌鱼雷艇和舰队！”迭次传来的情报让紧张弥散在风平浪静的黄海海面。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佑亨此时“马上命令本队下士以下全体就餐，因为很快就要进行战斗准备，进餐可以使精神彻底镇定下来。而且为了让大家镇静，饭后还允许随便吸烟(军舰上严禁吸烟)”。
正午12点5分，松岛舰下达战斗命令旗语，日军各舰桅顶都悬挂上了日本帝国海军舰旗。
迟缓的舰队
此时的北洋海军还是对已经准备作战的联合舰队一无所知。之所以被日军先行发现，原因竟然是煤炭！
北洋舰队的燃煤一直由唐山开平煤矿供应。但1894年后曾为醇亲王府总管的张翼在李鸿章保举下接办开平煤矿后，开始用劣质碎煤对付北洋海军，原因是北洋舰队经费日渐缺乏，给价不高。为此，丰岛海战后的7月30日，丁汝昌曾经致信张翼，指责“煤屑散碎，烟重灰多，难壮气力，兼碍锅炉”。丁汝昌斥责说，这种低价都卖不出去的煤炭连民船都不用，却用来“塞责海军”，如果再将这样的劣质煤炭给海军，将全数退回，并把这种情况报给李鸿章。
然而清朝的官场，正受到弹劾、不懂得人情世故的丁汝昌显然奈何不了左右逢源的张翼。大战在即，北洋舰队在旅顺港补充的依旧是劣质碎煤，丁汝昌想要得到的开滦优质“五槽”煤根本无从得见。日本舰艇使用的却是无烟煤，这让北洋舰队在对手发现自己一个小时后，才看到对手。
据随北洋海军参战的德国陆军军官、北洋舰队总察汉纳根的海战报告，上午10点，在北洋舰队南方天际发现了一抹汽烟。但直到中午12点，此时与定远舰并排停泊、位于舰队编队南侧的镇远舰瞭望手才发现了更多的烟柱，烟柱下方，全部是涂装成白色的日军军舰。
“远处看见敌舰煤烟！”北洋舰队参战美军军官马吉芬在战后记载。一名军官冲进定远舰餐厅，用英语喊道：“The Jiapanese are in sight，sir！(先生们，发现日本军舰！)”
此时大量运输舰艇和陆军部队就在北洋舰队后方的鸭绿江口。对于力图避战的丁汝昌来说，他不能抛弃运输舰只于不顾，决战已不可避免。于是，1894年9月17日12点10分左右，丁汝昌下令北洋舰队全部起锚，开始驶往大东沟外远离登陆舰队的开阔海面迎战。此时，亚洲最大的两支舰队只相距17海里。
丁汝昌排出的是以“定远”和“镇远”两艘铁甲舰为核心、其余舰艇在两翼一字排开的横队。日军则分为第一游击队和本队两部分，以两个首尾相随的纵队从北洋舰队前面通过。丁汝昌的阵法多年来一直为人诟病。北洋舰队被指以落后于时代的横队迎战日军采用的当时世界上概念最新的纵队编队(但还没有在当时的时代接受过实战考验)。
联合军队主要装备的120和150毫米口径速射舰炮主要位于舰艇侧舷，纵队编队能够让舰队最大程度地发扬火力。然而，如果能够实际登上北洋舰队的舰艇，稍有军事常识的人便会发现，丁汝昌的做法也并没有什么错误。
在今天威海湾西北侧，一艘19世纪维多利亚式涂装的铁甲舰(舰体黑色，舰樯白色)停泊在威海客运码头北侧岸边。从舰型上它和今天的战舰就有很大不同：舰艇首位呈现出圆钝形，舰首下方则向前突出，下有向前伸出的撞角。舰艇首尾上方各有一座黑色的碉堡形炮塔，一门短粗的150毫米口径舰炮从射击孔中伸出。炮塔下方两条巨大金龙雕饰上方有两个大字，告诉人们它的名字——定远。
这是按当年北洋海军旗舰，也是北洋海军第一主力舰定远舰仿制的1∶1复原实物。直到2000年之前，中国海军都还没有一艘战斗舰艇超过100年前北洋海军这艘主力舰的排水量。定远舰设计建造技术顾问、海军史学者陈悦向本刊记者详细介绍了定远舰的结构和火力：“你只要亲自登上战舰，就会发现，许多对于丁汝昌指挥无能的质疑是有失公允的。”
定远舰排水量虽然高达7000多吨，但由于装甲厚重，舰身设计成短而宽的形状，两侧并没有太多空间布置太多横向火炮。除了舰艇首尾的150毫米火炮，最主要的武器是舰首后方两侧的两座双联装305毫米克虏伯巨炮。除了这4门主要火炮，定远舰侧面装备了一些小口径火炮。如此，只有当以军舰舰首对准敌方舰艇时，定远和同级别的姊妹舰镇远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扬火力，同时还保有撞击敌舰的可能。陈悦说，北洋舰队多数舰艇都购置于1884年之前，舰炮火力主要集中在舰首。既然任何一种作战方式归根结底要受到武器的制约，丁汝昌排出的横阵并非仓促慌乱之举，而是北洋海军既定的惯常战阵。
然而这个作战编队还是从一开始便出现漏洞， 但这并不是军人们的责任。
位于北洋舰队横阵最右方的是采购于1881年的“超勇”和“扬威”两舰。在定远舰内地陈列室内，可以看到每一艘北洋舰队战舰的精致模型。采购之初，这两艘战舰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无防护撞击巡洋舰。陈悦告诉本刊记者，这两艘军舰最初命名为“金牛座号”和“白羊座号”，正是取这两个星座动物有角，可以撞击作战之意。但不幸的是，19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世界海军舰艇和舰载装备发展最为迅速的时代。仅仅过了13年，曾经是世界最先进的战舰已成为北洋舰队中最老的两艘舰艇。不但动力设备远落后于日本舰艇的新型锅炉，频繁使用导致的老化让其最大速度只有8节，甚至远远落后于北洋舰队其他舰艇。如此一来，要进行正常编队作战，则只能让北洋舰队其他舰艇降低航速屈就。
舰船的速度是机动性和战斗力的核心。日军海军军令部《廿七八年海战史》记载，当时日军第一游击队司令坪井航三和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都不明白北洋舰队为何采用如此慢的航速作战。“获得此次海战的胜利结果，完全取决于这第一回合的战斗。然而对实现这一点产生了怀疑，原因是敌阵没有运用战斗的速度，而采取了慢速。”
航速一失，以舰首对敌作战的前提便失去了一半。亲身参与过黄海海战的日本军舰设计家、战后官至造船中将的近藤基树写道：“该舰队之运动则不是一味前进，而是屡屡变换航线及方向，专以舰首朝向我阵，尽量使用其舰首炮及冲角，似欲横断我之单纵阵形，然(航速太低)终未如愿。”
即便如此，北洋海军官兵们仍旧充满了战斗激情。“一群群肤色黝黑的水兵将发辫盘在头上，将袖子挽上手肘，一群群地聚集在甲板上的火炮旁，迫不及待地准备决一死战。”镇远舰顾问马吉芬后来回忆，北洋官兵早已把战舰准备到临战状态。
定远舰上，维多利亚式涂装中白色的舰樯已经在出航前改成灰黑色。根据丰岛海战的经验，“所有的舢板都被卸除，每艘军舰仅留6桨轻便划艇一只，以防军舰遭遇不测之灾并防止向敌军投降的行为”。遮盖定远305毫米口径克虏伯大炮1英寸厚的重炮罩也被拆去，为的是避免中弹时把火炮卡住，“而且它太薄了，除了机关炮弹外，什么都挡不住，反而很容易成为一个牢笼。因为炮弹有可能在无阻挡的情况下直接飞过露炮塔上方，如果遇到此，炮罩就会穿透之，然后爆炸，令这个封闭的空间里充满破片与火焰。甚至连甲板都铺沙蓄水以防止火灾。
“易碎物体一律拆除或扔掉，如舢板等全部卸走。因为我等一旦不幸落海，日军绝对不予营救，如果彼等遭到同样命运，我等亦绝不相助。”北洋舰队军人从此前丰岛海战日军击沉“高升号”运兵船，并屠杀落水中国军人的暴行中，意识到和日本人的海上对决，不能抱有任何幻想。
当时在来远舰上有一名叫陈学海的三等水手，在海战62年后，他依稀回顾了大战爆发那一刻：“11点半开晌饭，饭菜刚在甲板上摆好，日本舰队就露头了。定远舰上有个水师学堂的实习生，最先发现日本船，立时打旗语通知各船。丁统领挂‘三七九九’旗，命令各舰实弹，准备战斗。于是，咱这10条舰排成双纵队，一会儿又摆成人字阵式，向敌舰直冲。”
蒙冤的提督
1894年9月17日12点50分，在中日舰队相距将近6000米的距离上，定远舰主炮发出了第一发炮弹。10分钟后，日本联合舰队记录了战争爆发这一刻海面的天气：“当日，风力微弱，晴雨计在30英寸以上，平均湿度约76度，晴朗无浪，天气甚好。”黄海上空只有微微的卷积云，海面风平浪静，几乎是最理想的作战海况。
在日军舰艇高千穗上，分队长小笠原长生在《海战日录》中记载，定远舰这枚305毫米口径炮弹从日军第一游击队上空飞过，在舰队左舷落入海中，“海水顿时腾高数丈”。松岛舰上的海军大尉木村浩吉记载：“其他诸舰随之(射击)，敌弹往往落在我游击队诸舰之近旁，海上各处形成喷水水柱。令人感觉敌国炮手之技术亦不可小觑。尤其接近“浪速号”右舷后部落下之炮弹，令余颇感忧虑。”
日军没有还击，只是加快速度从北洋舰队前方冲向其右翼，以便让北洋舰队陷入侧面射击的障碍区。日军主要舰炮为120和150毫米口径速射炮，射速虽高，射程却较短，伊东佑亨命令，在3000米距离上才允许开火。
第一艘被击中的军舰是日本旗舰“松岛号”。12点55分，松岛舰320毫米口径的巨型主炮被北洋舰队一发150毫米口径舰炮击中。川崎三郎在战后报告中写道：“12时55分，敌弹命中我32厘米炮塔。”
为击沉令日本海军生畏的“定远”和“镇远”巨舰，日本海军特别任命法国设计师在国内建造了三景舰，以著名的日本三景“松岛”、“桥立”、“严岛”命名。“三景舰”的特点是各装备一门口径320毫米大炮，超过“定远”305毫米口径，但装甲却薄弱得多。日军有将领评价这种赌博性质的军舰是“手持利刃的赤身裸体兵”。这发150毫米口径炮弹，让日军寄重望于击穿“定远”和“镇远”两舰装甲的320毫米巨炮之一在一开战就失去了旋转能力。
在单方面的炮击中，日军终于按捺不住，在抵达3000米距离之前开始射击。几乎是在海战开始不久，一发日军120毫米口径爆破弹也在北洋舰队旗舰定远舰飞桥(舰桥，即军舰指挥观测平台)附近爆炸。
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定远舰305毫米主炮第一次射击时就震塌了其年久失修的舰桥，导致上面北洋舰队主帅丁汝昌开战即跌成重伤，舰队失去指挥，以此证明北洋之腐朽。然而，从复制的定远舰上很容易发现，其飞桥根本就不在305毫米舰炮正上方。
陈悦带本刊记者进入到舰体两侧两座双联装305毫米口径克虏伯巨炮炮塔内，巨大的炮身和旋转机构几乎将炮塔空间占满。陈悦说，在北洋海军此次出航前，为作战起见，已将巨炮顶部炮罩拆下以开阔射击视野，也避免火炮发射烟雾影响射手作战。士兵们完全可以看见飞桥，就此也可以否定另一种阴谋论的说法——定远舰管带刘步蟾有意趁丁汝昌在舰桥上时，命令炮手开火。
定远舰两座巨炮炮塔之间是一个狭窄的钢制管型舱室，即军舰指挥室。一条纵贯舰艇甲板上部的钢木制天桥从上面经过，天桥甲板上有一个开口可以直接下到指挥室内。陈悦告诉本刊记者，战时定远舰管带刘步蟾就在这个指挥室内指挥舰艇。当时舰长的主要职责就是指挥操纵驾驶舰艇，保持舰艇编队，这也是那时海战最重要的一环。舰队提督(舰队司令)丁汝昌则和汉纳根站在天桥最前端，如日军西京丸上参战的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一样，实际只能起到激励舰队士气的作用。舰队的实际指挥需要通过旗舰上发出的旗语来进行。
真实的情况，松岛舰上的海军大尉木村浩吉也有观测：交战之初，悬挂五彩提督旗的定远舰樯上部(飞桥)就被日军炮弹打断，此乃12时58分。丁汝昌左腿被破碎的甲板压住而无法动弹，炮弹引发的大火点燃了他的衣服，最后水手们不得不把他燃烧的衣服撕去，但他右脸和脖颈已经被严重烧伤。
重伤后的丁汝昌仍然坐在主炮后方的甲板上，以鼓舞往来作战的水兵的士气。当时汉纳根的顾问、英国人泰勒日后在其回忆录《中国纪事》(Pulling Strings in China)中写道：“提督坐一道旁，彼伤于足，不能步立；惟坐处可见人往来，见则望之微笑并作鼓振之语。”泰勒被丁汝昌的勇气所感动：“予过之，用半通之华语及英语，互相勉力。终乃与作表示同情，崇敬，且钦佩之握手，凄然前行，心中尤念及不幸之丁提督所处地位之可哀。”日军速射炮弹火力、射击的精确甚至是某种运气打伤了丁汝昌，他却被很多人以“无能”二字轻易地定下结论。
日军的炮弹几乎在同时还打断了定远舰前桅杆，导致定远舰无法用信号旗指挥。于是刚一开战，北洋海军主帅就身负重伤，旗舰失去指挥通信能力，陷入到不利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