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在其专著《印度对华战争》中曾这样写道：“中国译员通过扩音器试图煽动廓尔喀人的民族感情；中国人宣称，与印度相比，他们才是尼泊尔更好的朋友；廓尔喀人为印度扩张主义野心服务是愚蠢的。廓尔喀人卧倒在地，紧扣扳机，而没有竖起耳朵。印度政府认为，这是前所未有的最危险的对峙局势。就要中国大使到外交部去，警告说，如果中国军队进一步逼近加勒万哨所，印军就将开火。”这里我要说一说我同印军中的廓尔喀士兵在中印边界战争爆发前夕接触的经历。廓尔喀是尼泊尔一个山地民族，身材不高，但体魄健硕，吃苦耐劳，英勇善战。二战时尼国与英国协议，以雇佣兵方式参与英军军事活动。印度独立后，廓尔喀被收编为印军的一个联队，中印边境出现纠纷后，这支联队被派来驻防加勒万。我于1962年7月到达加勒万防区后，对闯入中方控制区的廓尔喀联队喊话内容主要是口号式的警语：“你们已进入了中国领土”，“退出去保证你们生命财产的安全”，“你们的家人在为你们担忧，想念着你们”等。
那时，印军仅凭空投来维持基本物资的需求，而这些物资又往往误投在中方控制区域内，因此无论是为开通其与后方联系的通道，或是向我方索回误投的生活物资，印军均有求于中方。最终，在我的召唤下，三三两两的廓尔喀士兵来到干涸的河床上和我进行试探性的接触。慢慢地我们一起谈家常、谈友谊、谈生活，我择机和他们谈些涉及中尼两国友谊、尼泊尔国王讲话和尼报纸的评论等方面的内容。这正是我工作的内容之一，如此一来友谊、厌战的效果自然生成。我送他们当时国产较好的牡丹烟、群英烟时，他们高兴地珍藏起来。我给他们唱我会的几首印度电影插曲，如《流浪者》、《两亩地》，更加引起他们的兴趣和共鸣，他们甚至将自己的照片送我留念。不过，打开这种局面不是件容易的事，第一次与印军的阵前接触，至今历历在目。那是在1962年8月5日，我方3人首次直接来到“T”字形谷底的河床中间地带。我向对方招手喊话，示意他们派人下来。印军哨位立即警惕地监视我们的一举一动，其他印军士兵则全副武装进入阵地，有的从战壕中露出半个身子，枪口指向我们。毕竟这是两军对峙以来中方第一次主动行动。形势顿显紧张，但我内心较为平静，在我身后，八连战士早已进入阵地，地势、兵力及火力远远优于对方。
没过多久，从对方阵地下来3人，从穿着长相上看，是一官两兵。为官者是印度本土人，鼻高眼眍，自报名叫莫西。我们提出：这里是中国领土，你们应该退出去，退出时我们可让出通道。对方答称，他们是军人，只知执行上级命令，并要求我们敞开通道，允许他们与后方联系……表明各自立场后，这场阵前会晤就结束了，虽然没有产生什么积极成果，却开启了我之后与尼籍士兵的接触空间。
为改进空喊几句口号的不佳效果，我用印地文撰写了一篇宣传稿，尽可能系统地讲述中印友谊、边界纠纷由来及中国解决矛盾的诚意，如“印度朋友们，你们好。现在我想和你们聊聊天，你们一定想听听我要说些什么。首先让我谈谈中印关系的话题吧……”，“印度朋友们，你们当前的处境极其危险。我对你们深表同情，为避免流血，你们应积极向本国政府提出撤出的请求……前几天你们的马匹跑到我们这边来，被我们捉到了。现在你们来去都不方便。应你们的要求，本打算将马匹放还给你们，然而你们的长官没有提出马匹的事。我方提到放还马匹的问题时，你们的长官竟连收条都不准备写给我们。所以我们不得已，为你们临时代养起来……”
通过这些行动，廓尔喀士兵对我方的戒备情绪缓解了。我方再次邀请，每每得到回应。有时两三名印兵还会跨过河床到靠近我方一侧会晤，并回答一些问题。通过宣传和面对面的交流，大多数尼籍印军士兵明白：边界问题是中印之间的事，他们出来当兵为的是养家糊口，他们无心为他人卖命。或许正因为此，印度军方高层察觉到廓尔喀兵对中国军人过分暧昧，不久之后，便以其本土王牌军———杰特联队，与廓尔喀联队换防，并严律士兵，不得随意和中国军人交往。
值得一提的还有同印方的另一次会晤，那次是印方主动提出的。8月19日下午，印军从阵地下来3个人，领头的自报是校级军官。这次会晤进行了1小时40分钟，我为双方做翻译，最后仍无果而终。随后，印军尝试采取新一轮强硬措施，一方面严格控制廓尔喀士兵与我们正面接触，另一方面试图以武力强行闯关。
实事求是地说，我撰写的印地文宣传稿广播后，究竟有没有效果，当时心里并没底，因为没有任何消息来源及反馈渠道。我只是像头牛，拉着车只管向前走。战争结束后，读到马克斯韦尔书中的描述，一种豪迈的满足感油然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