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曾大量接济中共及其领导的红军军需物资和枪支弹药等，此问题的有关细节散见于一些著述、回忆文章中，目前尚无完整、集中的考述。本文试就此进行初步梳理，还原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需要说明的是，“接济”是20世纪30年代末的用语，意指筹借或给予。接济的内容，包括经费、军需物资(枪支、弹药、被服布匹、药品器械、无线电台配件、地图等)和生活必需品等。
1935年长征结束到达陕北的红军，面临给养保障的大难题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长征到达陕北后，虽不致再奔波劳顿，但依然没有解决因物质匮乏而造成的生存问题。红军不仅军事装备、钱款均缺，连基本生活保障都成问题。这一现实情况，从1934年与1936年的红军供给标准变化可以看出：大部分同一项目的标准，1936年仅为1934年的1/2，甚至1/3或1/10；一些项目干脆取消，或归并到其他项目中，如教育费、零花费用等。同一项目所含内容，1936年相比1934年大多较粗，没有“具体”。相反，一些体现等级性、福利性的项目却明显细化，如抚恤费、技术人员津贴等，这显然是迫于安抚军心、延揽人才的需要。
1935年12月，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在短短不到一个月内先后颁布《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伤病员几项费用标准的通令》(1935年12月5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办公费、津贴费之规定的命令》(1935年12月17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各项费用之规定的训令》(1935年12月27日)等三个命令。从三个命令对比中不难看出，除方面军级、军团级办公费有一定提高外，其他各项费用均调低，规定也越来越细，明显是为了适应给养窘迫的现状。 造成陕北红军物质困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客观环境因素。无论是长征结束的红军，还是长征中的红二、四方面军，所处的陕甘、川康地区均为经济落后地区，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对大规模军队的供给相当困难。其二，国民党军在军事、经济上的封锁。其三，供需人员比例失调。陕甘苏区人口40万余人，红二、四方面军未到时，中共中央及红一方面军约3万人，供需比例为13∶1。而红二、四方面军长征结束到达陕甘后，这一比例几近5∶1！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不能不引起给养困难。供需矛盾下，苏区所能挖掘的供给潜力非常有限，往往筹款数月一无所获，甚至连采办被服器材用品都缺纸票，而纸票则因无纸，赶印不及。
为消除物质困难，中共中央自率红一方面军主力稳定于陕甘后，通过不断发布电文、颁布训令等，压缩开支，厉行节约。节流的同时，则不断加强筹粮筹款，以至“某地有土豪粮食百余石”事，都要报毛泽东、周恩来等统筹处理。与此同时，“出于后勤考虑”，因“根据地地域不大，物产不丰，后勤补给困难”，为“解决军队的物质基础”，拓展生存空间，红军遂发起东征和西征。
红军向东北军提出“经济通商”，张学良转赠中共中央1万元，开启了接济中共和红军的大门
红军东征之际，中共中央积极寻求与周边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联络。在对立状态下，联络工作伊始，中共并没指望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直接援助，而是提出更容易被接受和认同的“曲线”方案--“经济通商”，以互惠方式打破周边国民党军队的经济封锁，缓解给养保障困难。
在此背景下，中共与张学良部东北军的联络工作全面展开。
1936年1月，被红军释放的国民党军东北军第一○七师第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架起了中共与东北军联络的桥梁。1月16日，高福源重回瓦窑堡，附带有张学良送的2头毛驴驮运的罐头、水果和食品等，同时也带来了请红军派人面谈的要求。19日，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抵达洛川，与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进行接触。
出于对张学良的期望及其实力的判断，也出于对苏联援助红军的信心，毛泽东于1月20日致电李克农：向彼方表示在抗日反蒋的基础上我方愿与东北军联合之诚意，务使进行之交涉克抵于成。……暗示彼方如诚意抗日反蒋，则我方可助其在西北建立稳固局面，肃清蒋系势力，进一步助其回平津、东三省，军饷、械弹我方亦有办法助其解决。并暗示彼方，如有抗日反蒋诚意，国防政府主席及抗日联军总司令可推张汉卿担任。此电的核心是联合张学良抗日反蒋。电文中，毛泽东以“军饷、械弹”相许，完全是出于对苏联军援的高度预计。此后的发展说明，这对张学良坚定联共思想的影响是存在的--张学良看重的不仅仅是苏联实实在在的军饷、械弹，更在于中共是联系苏联的桥梁，而苏联则是中国抗日的战略后方。以此为基础，诚意抗日的张学良在对苏联的期望之下，不计较彼此，反倒是非常慷慨地接济渴望着苏联军援却从未得到的中共和红军。
1月20日晚，张学良赶到洛川与李克农会晤。李克农提出“休战”、“经济通商”事项，张学良均示赞同，议定“各就原防以作疆界，在可能范围内恢复经济通商”。会谈后，张学良还经李克农转赠给中共中央1万元，从此开启了接济中共和红军的大门。
此时的张学良之所以会如此迫切地希望与红军停战，一方面是他背负国恨家仇，讨厌内战，希望抗日。另一方面，蒋介石安排东北军“围剿”红军，意在既削弱红军，也削弱东北军。1935年秋，东北军与红军作战以来，先后有劳山失利、直罗镇惨败。短短不到2个月，东北军部队损失惨重，而蒋介石非但不予补充，反而取消了东北军2个师的番号。
时任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参谋处代处长的佟铁肩回忆，会晤后，李克农还与王以哲口头议定：一、东北军与中共红军双方同意立即停火；二、红军即由西安至延安公路上向两侧各撤出5华里以外，并保证公路交通和东北军驻军补给运输的安全；三、东北军同意补给中共红军一部分药品、医疗器材、通信器材和弹药等军用物资，由洛川六十七军和一○五师仓库运至肤施(今延安)转交中共中央。达成这一协议，完全基于双方互利互惠--王以哲希望被红军包围的部队得到补给，中共希望获得一些急需的药品、医疗器材、通信器材等。
毛泽东等关注更大范围内的互不侵犯与通商互济。张学良开始暗中接济红军
1936年2月上旬，高福源电告彭德怀，张学良将于当月15日由南京回西安，希望李克农再去洛川会谈。2月10日，周恩来交代李克农赴洛川准备同张学良谈判。行前，周恩来向李克农交代了两个重要问题，即“局部合作抗日”和“经济通商”，“力争谈成”。显然，红军与东北军达成“停战”共识后，中共在实现大的合作战略之前，更急于实现“经济通商”，缓解红军给养困难。
2月25日午夜，李克农、钱之光等冒雪赶抵洛川，因张学良有事未到，遂先同王以哲会谈。双方以1月的会谈为基础，很快于28日达成局部停战的口头协议，约定：凡甘泉、肤施城周围20里内，东北军得自由出城采办粮食，但不得携带武器，对苏区民众不得强买强卖。如苏区民众需至白区采购日用品时，驻城之东北军应给予方便。为避外人耳目，驻鄜县之东北军应予形式上的检查。入城后，苏区民众亦不得有侵犯或破坏东北军的行为。
据参与会谈的钱之光回忆：当时通商问题是双方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就先从通商问题谈起。在东北军方面有许多问题急需解决，因为我们到达陕北后，接连打了几个胜仗，解放了许多地方，好些农村成了革命根据地。有些地方也是我们经常活动的游击区。六十七军的部分军队，几个月来被困在城里，买不到粮食和柴火。好些东西靠飞机空投接济，但数量远远不能满足驻军的需要。信件投递更谈不上。加上部队长时间得不到换防，军需装备不好解决。所以他们希望停止内战，互不侵犯，相互通商。当时红军也有些困难需要解决。如军需、武器弹药、医疗器械、药品以及一些必要的电信、文化设备都很缺乏。同时，陕北地广人稀，土地贫瘠，再加上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人民生活极端困难，苏维埃政府和红军不但要解决军队自身的给养，还要解决人民生活疾苦的问题。因此，通过会谈，打破封锁，也是红军在这次会谈中要解决的重要任务之一。
相比原口头协议，毛泽东等关注的是更大范围内的互不侵犯与通商互济。3月3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李克农，要求李克农在面见张学良时，转达红军在东征中取得的阶段性胜利，并“请向王军长询问有无河北、热河、察哈尔、绥远四省十万分之一或其他军用图，如有，要求赠送二三份，为河北一带与日帝作战之准备”。李克农据此向王以哲提出了相应的希望。不久，王以哲派人搜集了一批南京、上海、北平、天津出版的报纸、杂志，连同山西、绥远、河北、察哈尔等省的军用地图，赠给红军。与此相应，红军应王以哲的要求，帮助其驻肤施部队解决粮、草、盐等困难，允许驻甘泉部队换防。
3月4日，中共中央电令李克农介绍苏区政府贸易总局局长钱之光接洽王以哲部军需处长，获取关照，赴西安采购“目前办货最急西药、布匹”。6日，李克农和张学良会谈结束后的第二天，经王以哲精心安排，钱之光改扮成六十七军军官，在六十七军一名副官随行下赴西安采办货物。抵西安后，钱之光住在副官宿舍里，不轻易上街；需买的东西开出单子，交给副官去办理；买货的钱不够，由副官长兼六十七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宋学礼垫付；一些货西安没有，由副官到北平、天津、上海等地订货。钱之光在西安住了2个多月，采办了石印机(印纸票用)、无线电器材、烈性炸药、贵重药品、高级纸张等，再经王以哲安排汽车运到洛川军部，然后调集20多匹牲口，连人带货送到与苏区交界处。以此方式，王以哲后曾派人掩护红军采购员，穿着六十七军军装到西安采购西药、布匹等奇缺物资，体现出相当的诚意。
3月4日和5日，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将关于与王以哲订立口头协议等问题电告各方，通告口头协议于3月5日执行，并要求遵照执行，给予六十七军以粮柴之便利。对六十七军人员通过马路者，表示好意与欢迎，入苏区办货者加以保护，务使我方军民与六十七军官兵结成亲密之关系，以达到进一步与整个东北军订立抗日讨卖国贼协议之目的。
3月4日，张学良驾机飞到洛川与李克农谈判。在持续至5日凌晨的会谈中，双方有共识，也有争论，但均以诚挚坦白之心态，气氛相当融洽。李克农根据中共瓦窑堡会议精神对张学良的种种疑问予以解释，同时转告了东征红军的战果，再次提及对作战地图的需求。张学良对军用地图之事表示可以相助，希望中共派全权代表毛泽东或周恩来与他进一步谈判。
3月16日，李克农赶到石楼向毛泽东等汇报。中共中央判定张学良的抗日要求有诚意，决定以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去肤施与张学良谈判。同日，毛泽东同彭德怀致电王以哲，将中共中央上述决定通知他和张学良，并对他赠送图书表示感谢。
1936年4月，中共中央与张学良部东北军达成了初步的合作协议。从协议内容可以看出，停战前提下的“经济通商”均为历次会谈的核心内容。一定意义上讲，“经济通商”不仅成为中共从苏区外获取物资给养保障的变通方式，同时也增强了与东北军的信任--毕竟是“通商互济”，被红军围困的东北军同样需要。正是在此过程中，张学良部已开始暗中接济中共领导的红军，尽管这些接济还是有条件的、少量的。
周恩来和张学良在洛川实现会谈。张学良不断为红军提供弹药和经费
4月9日夜，周恩来与张学良在洛川实现了历史性会晤。
就联苏抗日问题，张学良非常盼望能获得苏联的援助与支持，关切苏联是否真心援助中国。周恩来予以肯定回答。
在约定经济通商的基础上，周恩来明确表示中共和红军目前给养困难，请张学良帮助采购无线电器材、医药卫生器材等。张学良应允：普通购物由红军在其防地设店自购，无线电、药品代为办理，并可送弹药。关于具体的弹药补充数额，时任第一二九师副官处长的吕伟绩(曾任张学良将军侍卫官)说：“张学良将军与周恩来副主席在肤施秘约协议，张给红军补充弹药总数为1100万发，由东北军一二九师及一○八师师长张文清和骑兵军军长何柱国部分别补给”，并绝对保密。吕作为承办人，虽没有参加肤施会谈，但所言应当具有一定的可信性。记录这一回忆的李铁醒也这样认为：“我们东北军第一二九师驻延安第三十八团少将军需王德环是代表我方的直接联络负责人。因此项秘密补给工作绝对保密，我东北军一二九师政治部就是监视我们部队行动的。万一戏法变漏了，不但个人有杀身之祸，东北军全局也都输掉了。由于吕伟绩担任东北军一二九师代理处长，秘密给红军补给步机枪弹和军用物资等的事实是可信的。”同时，张学良表示：我方库存军用物资已调入陕西，包括红军在内，两三年也用不完，这事我完全负责。张学良还对周恩来讲：我有一大笔私款可作抗日军费。
4月10日清晨4时，张学良送周恩来一本《申报》60年纪念印制出版的中国第一本精确的等高投影设色按经纬度编绘的全国地图作为留念。他同时以私人名义出资，当场向中共捐赠2万块大洋。据时任张学良部粮秣处长的张政枋回忆，有此项支出。另有一说：张学良送给中共5万块大洋，不是2万块。笔者2004年10月访沈阳张氏大帅府原馆长杨景华时，他说：1994年7月20日杨尚昆到我馆参观时回忆，当年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会谈后，张学良问周恩来，贵军有多少人？周恩来巧妙地伸出5个手指头，答说，共有5个军。张学良又问：贵党有几位中央领导人？周恩来答，有五位(指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周恩来)。张学良听后讲，那我就送点生活费给五位领导人，表示一下意思。事后，张学良派自己的粮秣处长张政枋用2辆汽车，将5万银圆，分装在23个麻口铁桶中，送给红军。我就是这批银圆的接收者。当时打开桶，看到里面是全新的银圆时，流出了眼泪，感叹真是解了燃眉之急。后来，张学良没少接济红军物资，这些接济的物资一直由张政枋等人运送，时间截至1936年12月9日，西安事变前夕。 杨尚昆曾任东征军的政治部主任及后来抗大政治部主任、前敌总指挥部主任、军委政治部副主任等职，其回忆应当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只是年代久远，当中不免时间上张冠李戴。但至少5万银圆事，被其他史料佐证过。笔者以为，周、张肤施会谈后即送5万银圆不太可信。对证后来张学良曾专门送过中共5万银圆，也许杨尚昆所忆当是此次。需要说明的是，2001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杨尚昆回忆录》中，并没有记录上述内容。此次会谈后，张学良又送中共20万法币。相比消耗红军相当大精力、历时75天的东征所得--扩红8000人、筹款30万元，再考虑到当时中共和红军的给养窘境，2万块大洋和20万元法币对于中共来讲无疑是雪中送炭！ 张学良如此大方，与他的思想和处境不无关系。其一，张学良与中共有着共同的时局理念--抗日，这是身负国恨家仇的张学良的信念。其二，张学良看重与中共联系的苏联。张学良认为，中国抗日需要大量的军事物资援助，而联络着苏联的中共是获取苏联军事援助的关键。特别是当张学良此前不久获知南京中央政府正通过董健吾等秘密接洽中共后，更深知联络中共和红军乃是大势，不是一时之利。因此，张学良接济中共，既是想真诚地帮助暂处困难中的中共和红军，同时也是从长远的联共抗日打算，绝不是一时冲动讨中共欢喜，否则就不会在此后源源不断地接济中共和红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