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汉代的两条国际通道
疆域广大的大秦帝国，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崩溃了。刘邦在战争中打败项籍，于公元前二零二年即皇帝位建立大汉帝国。汉帝国成立初期，人民穷困，经济破产，国势衰弱。统治者被迫把全部力量放在恢复生产和发展经济上面，因而同周围少数民族出现一个相对的和乎相处，共同发展的时期。大约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至汉武帝(公元前140年)时期，汉帝国的经济已空前繁荣，超过战国时期所达到的最高水乎。农业生产、手工业生产技术、军事力量和文化都比过去有所发展，形成汉帝国的极盛时期。
在汉政权实行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的时期，中国境内北部边疆的匈奴族，强大起来。冒顿单于统治时，乘汉帝国初期的衰弱，不断地对边境地区进行掳掠；当时的汉政权鉴于国力衰弱，对匈奴族的掳掠采取忍让政策。到了武帝时，由于国富兵强，拥有相当的实力，乃屏弃忍让政策，对匈奴族的掳掠开始反击。从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起，对匈奴进行长达五十余年的战争，终于击溃了匈奴。
汉帝国在同匈奴族进行战争的时期，出于军事和政治上的需要，汉武帝几次派遣使节出使西域，扩大影响，从而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包括印度)文化交流的新时期。世界著名的“丝绸之路”，大体上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中国的丝织品、炼钢术以及中国的文化等通过这条路传入西方，同时，西方的胡桃、葡萄、乐器、乐曲、绘画以及印度佛教等，也通过这条路传入中国。“丝绸之路”在沟通中西文化交流上起了巨大的作用。但是，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是他对周围少数民族进行扩张战争的信号。随着对匈奴战争的进展，对西南、东南、东北各地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扩张战争。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灭赵佗征服南越国，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征服西南的夜郎、滇等小国，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灭闽越，南方悉入汉帝国版图。
正当汉武帝的注意力转向东北时，朝鲜王卫右渠以招诱外逃汉人和阻碍其它国家使节赴汉京的通路，为武帝找到进攻朝鲜的借口；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对建都于王险城的卫氏朝鲜发动了战争。(注1)同年杀朝鲜王卫右渠，灭朝鲜，在其地设玄芜、乐浪、真番、临屯四郡。其后不久，汉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废真番，临屯二郡，将玄芜郡西移。原卫氏朝鲜旧地，只有乐浪郡末动。乐浪郡郡址即设于王险城，并置官吏以管理所属各县。乐浪郡存在二百八十余年，公元二零五年时，为适应当地的发展，将该郡南部分设带方郡。直到高句丽公元三一三年灭二郡时止，汉以及其后各代王朝政权控制该地约四百二十余年。
在四郡设置之前，中日两国人民的往来非常不便，甚至东方各国的使节往来，也常受阻。四郡设立之后，打通了汉与东方各国间的通路，倭人和汉族人民之间的交往不再受阻。对于这点，范哗在《后汉书》东夷传中写道：“武帝灭之(指卫氏朝鲜)，于是东夷始通上京”这一记载表明，当时的倭人、倭人国的使节以及汉族人民，大约都通过乐浪郡实现联络、办事以及停留等等。往来是频繁的，中国的文化和先进生产技术，就通过这条要道传入日本群岛。这种情况尽管文字记录很少，但是沿着这条道路发掘出来的地下文物是很丰富的。这些丰富的出土文物，都是中日两国古代交往关系的历史见证。
在中国东北地区南部一带出土的文物中，有王莽时期的五铢钱、货泉等等；在朝鲜半岛南部的金海贝家中出土过王莽时期的货泉；在日本九州的筑前松原、丹后等地也发现了王莽时期的货泉。最近，在日本京都市向烟镇遗址又发现两枚王莽时期的货泉(天风元年、公元14年)。(注2)货泉出土的地点，生动地表明中日两国古代交往要道的存在。中国的青铜文化，如青铜武器(铜剑、铜戈、铜矛)、汉铜镜、铜制的生产工具以及冶炼、铸造这些工具的技术等，通过这条道路传入日本群岛。中国的养蚕业曾通过“丝绸之路”传入西方，这时又通过乐浪郡.这条东方的路传入日本群岛。(注3)当然，这时日本群岛上的养蚕业规模很小，技术很原始，因而在两汉时期和中国的交换产品中不见丝制品的名称，只有到三国时期的邪马台国，才出现倭锦。中国的铁制品及其冶炼木，一同样是通过这条路传入日本群岛的。北九州福冈县春日市冈本四丁目。最近出土一柄铁剑，极其引人注目。据日本考古学家鉴定，这柄古剑是公元前一至二世纪在中国制造的；(注4)这意味着，日本群岛上的倭人在使用青铜器的同时，就在使用铁制工具了。在使用金属工具方面铜铁器同时发展，显然是和中国的交往关系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不仅中国的文化、技术通过这条道路传入日本群岛，而且也通过中国把西方的文化介绍到日本群岛。印度的佛教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再通过中国经由乐浪郡这条国际通道传入日本群岛。因此可以说乐浪郡这条东方国际通道与“丝绸之路”那条西方国际通道东西辉映，在中国文化与东西方各国间的交流中起了媒介作用。但是，日本群岛上的倭人国家，从什么时候开始和怎样与汉政权建立起国家间的关系，由于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现已无从考祭。不过，从“东夷始通上京”这一记述分析，日本群岛上百余倭人国家中的某一国的使节，肯定到过汉的首都。因为一般倭人到达汉的首都，不会引起中国史学家的注意，而特记一笔。
随着时间的前进，中国和东亚各国的交往关系日益密切，到东汉时，已出现-“汐、貊、倭、韩万里朝贡”的国际局势。(注6)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中国文书对日本群岛上百余倭人国家中的奴国(公元57年)和伊都国(公元107年)两国使节到达东汉首都洛阳-事，作了正式记录。这就使中日两国的交往，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
二、东汉政府与倭奴国建立外交关系
范哗著《后汉书》东夷传记载：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春正月，“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绥。”(注7)这是继班固《汉书》之后，反映中日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最早记录。倭奴国是倭人奴国之意，是《汉书》中所载百余倭人国家之一。据日本史学家的考证，这个古代矮人国家的地理位置；大致在今北九州博多湾的福冈市一带。这是日本史学界和考古学家根据下述情况做出的科学结论。第一，在福冈市稍南些的须玖遗迹中发现弥生时代的古坟群，从中出土大量铜镜、铜剑、铜矛等青铜器，以及发现弥生时期种植水稻的农耕遗迹，甚至发现炭化的大米粒。(注8)古坟群中有一座盖有巨大石块的瓮棺，日本史学家认为墓中的主人，可能就是奴国的国王。第二，在博多湾的志贺岛发现光武帝赐给奴国国王的金印。一七八四年(日本天明4年)春，在当时的筑前国糟屋郡志贺岛叶崎地方(今福冈县粕屋郡志贺盯)，农民甚兵卫因田地水沟流通不畅，于二月二十三日进行修筑。在挖沟时掘出许多碎石，碎石下覆盖一块两人方可移动的大石移开大石，下有一石室，从中出土一颗金印。该印为纯金制成，上部为蛇纽，下部印面为二点三四厘米见方，刻有“汉委奴国王个五个阴刻篆字。经日本史学家鉴定，该印的大小尺寸符合汉代“方寸之印”的规定：蛇形纽饰也符合汉代授与夷王印章的规定。因此，断定它就是光武帝赐给奴国国王的那颗金印(中国历史学家黄遵宪在日本时曾亲自见过这颗金印)这颗金印现为日本黑田氏收藏。不过也有一些史学家对此结论持有怀疑，双方进行过争论。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国考古工作者在云南省宁西汉墓中出土了汉武帝赐给滇国王的刻有“滇王之印”的金印。日本史学家经过对比鉴别，认为在雕刻方法，字形，蛇纽等方面.都极其相似，、争论渐息，但怀疑之点并末根除。一九八一年二月，在我国扬州地区，出土另一颗汉代金印“广陵王空”。经商京博物院考古部鉴定，是东汉光武帝刘秀之子广陵王刘荆的金玺；这颗金印是在公元五十八年授予刘荆的，而光武帝赐给奴国的金印是在公元五十七年，两者相距仅一年。两颗金印的外形大小形状相同，边长均为汉代的一寸，虽然一为龟纽，一为蛇纽，但这符合汉代印纽的规定。(注9)阴刻篆文的篆刻技法，同为“药研雕”，印高及重量两者相差无几。因此，日本的一些学者甚至认为两颗金印的雕刻可能出自同一工匠之手。日本考古学家冈崎敬，金石学家井上光贞；日本古代史学家大谷光男等认为，“广陵王空”的出土，结束了近两百年来关于“汉委奴国王”金印真伪的争论。(注10)由于倭奴国王金印的出土，福冈市一带是古倭矮人奴国的遗址，便成为不可争辩的事实了。
范哗在《后汉书》中没有记述奴国的社会状况，也没有记载朝贺时赠送礼品的名单，这对了解奴国的情况是一个不小的损失。可是，近年.来日本史学界在奴国一带进行考古工作所取得的成果，多少弥补了这个缺欠。综合日本史学界的考古成果，可以了解二千年前奴国的大概情况；今天的福冈平原，大体上就是奴国的版图。福冈平原有两条河流，御经川和那坷川东西汇流于此，正是栽培水稻的适宜地点。从发掘出的农耕遗迹和炭化大米粒可知，奴国的水稻栽植已很盛行，渔猎经济已退居次要地位。平原的中心有一丘陵地带，现在叫作板符台地，站在台地上面可以俯览整个奴国平原。从台地往前约三公里，是现今的须玖遗迹。这个古坟群拥有近千于座坟墓，这样多的古坟反映出当时的奴因人口众多。从墓的形状看，有一般的瓮棺墓和独特的上面盖有巨大石块的支石墓。墓中出土的文物；有一般的“弥生式”陶器和铜矛、铜剑、铜镜等随葬品。从墓的形状和随葬品的多少甚至没有随葬品的状况可知，奴国已出现阶级分化。但是从其向汉光武帝朝献时没有进贡“生口”这一事实分析，奴国的奴隶并不多少。由于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基础，因此奴国在日本群岛和朝鲜半岛之间进行交换互通往来，而且还经常派遣使节去乐浪郡和汉政权发生接触。这种情况表明；奴国是当时候人国家中具有政治经济影响的先进国家。公元五十七年，奴国国王为扩大同汉政权的联系，派使节去汉都洛阳，与汉政权正式建立起外交关系。但是，据现有史料看，汉政权没有同奴国以南的侯人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因此，《后汉书》倭侯人传才有奴国是“倭国之极南界也”的记述，据史书载，奴国赴汉都洛阳的使节，自称其官衔为大夫。本夫不是倭人国家官职中的固有名称。大夫这一称谓，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很为盛行，出使各国的使节对方常以大夫相称，战国时期或秦汉之际，因避战乱而移居日本群岛的汉族人民，对这称谓及其所反映的身份是很熟知的。
三、东汉政府与伊都国建交
据范哗《后汉书》记载，继奴国与东汉政权建立外交关系之后约半个世纪，北九州的另一个倭人国家伊都国也派使节至洛阳，与东汉政权建立外交关系。但是，《后汉书》记载这一历史事件的文字，因版本不同而有所差异。现在通行的中华书局版《后汉书》东夷传倭条的文字如下：“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倭国王师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这里没有提到伊都国的名字，只记为“倭国”。但据宋版《通典》所引《后汉书》的文字为“倭面土国”，据《翰苑》注引《后汉书》的文字为“倭面上国”这里的上字显然系土字的讹错，因而仍是倭面土国。又据日本史学家木富泰彦所见传入日本的古本《后汉书》的文字也为“倭面土国”。由此可知，范哗在《后汉书》中所记的原文实为“倭面土国”。(注11)据日本史学家的考证，倭面土国即是伊都国。(注12)由于奴国和伊都国在汉代桓、灵以后，已成为日本新兴国家邪马合国的属国，因而在几百年以后的唐代史学家如魏征的《隋书》、李延寿的《北史》等，都根据邪马台国时期奴国、伊都国和邪马台国已成为一个国家的事实，把前此三个国家的历史捏合在一起叙述。(注13)宋以后的史学家大都遵从唐代史学家的意见，更晚些的史学家在重刻范哗《后汉书》时，甚至把“倭面土国”误认为是衍文而予以剔除。幸而中国的历史家在收集和编纂史书时，保存了原书的本来面目，例如宋刻的杜佑《通典》。更值得庆幸的是中日两国的收藏家们，居然收藏了宋代刊刻的《通典》，使我们在今天尚能看到原书的真面目。
伊都国的所在地点，目前日本史学界已有定论，即在今北九州系岛半岛上，福冈县系岛郡前原町的旧恬土村一带。在这一带，些弥生时期的古代遗迹，例如，平原遗迹、井田支石墓、三云遗迹、志登支石墓群等，都是古伊都国的遗迹。在三云和番上两个发掘点中，发现三处直径十米的圆形居住遗迹和方形居住遗迹。从这些遗址中发现了铁器，其中有被日本考古学家推定为，公元一世纪左右中国后汉时期的素环刀(刀柄部份成环形)、铁斧、直径约一厘米的透明玻璃玉、管玉、盛食物的杯子等。在日本全国各地弥生时代的居住遗址中，发现这样多的铁器还是罕见的。日本考古学家认为，这个遗址很有可能是当时的贵人即统治者的居住址。(注14)从遗址中出土如此多的中国铁器；说明这些遗址的主人或者可能到过中国，或者可能同中国有过贸易关系。此外，日本考古学家在平原遗址的古坟群中，发掘了一座古墓。从中出土中国汉镜四十二之面，有四面在白本所有出土的汉镜中是最大的，而且有一面是极其罕见的“内行花纹镜”。(注15)汉镜在日本的古代，被认为是权力和统治的象征，这四面最大的铜镜，象征着墓主人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墓的四周绕以方沟在方形台地中央挖方形坑，其中安放宽一米、长三米的木棺。据日本考古学家认为、这种墓葬形式极类似中国战国时代的墓葬形式，并且认为墓的主人可能就是伊都国的国王。该墓的埋葬时间，大体上在公元二世纪的上半叶，，下距即将出现的邪马合国只有五十年左右，正是伊都国向汉政权献“生口”一百六十人以后不久。从伊都国王一次向汉政权献“生口”也就是奴隶-百六十人看，这个时期，伊都国内的阶级分化已经很明显了。不过，向汉政权所贡献的礼品单中，只有“生口”一项，也说明伊都国的生产并不怎样发展，除生口之外，无其他可作礼品贡献的。但是，从四面最大汉镜看，当时的北九州，特别是伊都国可能是日本群岛上倭人国家中最先进和最有势力的一个国家。他自己和汉政权保持着政治和经济即贸易的关系，并且以其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和地处交通要道，控制日本群岛各倭人国家同中国的交往关系。这点，在《后汉书》的记述中，也有反映。《后汉书》载：“倭面土国王师升等献生口”(注16)这一“等”字表示：从奴国到伊都国这五个年间，同汉政权建立外交关系的倭人国家多了。而且，《后汉书》单独标出伊都国作为倭人国家象征性代表这点表明，他对邻国是有影响的，在政治经济生活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北九州具有政治影响的国家从奴国到伊都目的变化，客观上显示出日本群岛上倭人国家某种发展趋势。大约半个世纪之后，日本群岛上诞生了邪马台女王国，一个拥有三十几个倭人属国的比较大的王国。
四、带方郡与邪马台国
东汉政权自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伊都国朝献以来，由于外戚、宦官和官僚集团派系间愈演愈烈的党争，以及农民和各地少数民族不断爆发反抗剥削和压迫的起义，国力日衰。到东汉末年，各派势力的混战，形成三国鼎立的局势。献帝初年，辽东太守公孙度乘中原局势紊乱之机，割据辽东，自称辽东侯，拥有旧燕之地和乐浪郡。建安九年(公元204年)，其子公孙康立，根据当时倭人国家和乐浪郡的频繁交往关系，特于乐浪郡南部分设带方郡(公元205年)集中管理与倭人国家间的交往事宜。到第三代公孙渊时，势力大增，于公元二三七年晋称燕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