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到“旅欧共青团”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中，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都有着20岁左右在欧洲学习和工作的经历;大都在上世纪初留法勤工俭学;他们的名字在中国近现代史的星河中熠熠生辉：周恩来、邓小平、蔡和森、赵世炎、王若飞、李富春、陈毅、聂荣臻、蔡畅、陈延年、李立三、李维汉、徐特立、何长工，他们不仅在国外学习了先进的知识，在实践中增长了才干，更认清了革命的方向，成为较早投身于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先驱。
这场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发起人是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三人。1915年，他们组织成立“留法勤工俭学会”，以“勤于作工，俭以求学”为目的，号召广大青年去法国半工半读，1916年又联合法国政府成立了“华法教育会”。众多渴望学习先进知识的青年人，怀着“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梦想，为了探求“供现在正求解放的中国”的良方，踏上了前往法国的轮船。
但现实是残酷的。刚刚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法国，失业情况非常严重，本地的工人尚且大批失业，更何况这些语言不通，又缺乏技术的中国学生了。更糟的是，主管留学事务的“华法教育会”以经济拮据为由，在1921年1月宣布同勤工俭学生们脱离经济关系。生活陷入绝境的中国留学生们忍无可忍，先后几次在北洋政府驻法使馆前请愿示威，要求解决生活经费问题。偏偏在这个时候，里昂中法大学又拒绝录取勤工俭学生。为了争取“生存权”和“求学权”，勤工俭学生们在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开展了“争回里昂中法大学”的运动，通过与校方谈判、游行，甚至占领校舍等方式奋起抗争。尽管两次行动分别在北洋政府的威胁和法国地方警察局的镇压下以失败告终，但学生们的革命意志却被磨练得更加坚强。信仰共产主义的旅欧青年筹划成立革命组织的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始了。
1922年6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以下简称“少共”)在巴黎成立，赵世炎任书记，李维汉负责组织工作，周恩来负责宣传工作。成立后的“少共”积极与中共中央联络。1923年2月，“少共”在巴黎召开临时代表大会，决定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欧洲的名称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以下简称“旅欧共青团”)。会议还通过了由周恩来起草的《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以及其他议案，选举产生“旅欧共青团”执行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下面设有共产主义研究会、学生运动委员会、华工运动委员会、出版委员会等工作机构。
成立巴黎通讯处
“少共”刚成立的时候，国内的革命形势向他们提出了新的发展要求。1922年6月，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要与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阵线”。以周恩来为首的“少共”积极贯彻该项政策，与国民党总部在法国的代表建立了联系。负责在法国建立国民党支部的王京岐，在给国民党中央党务部部长孙镜的工作报告中，大致介绍了当时双方接触的情况：“兹有请示者：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八十多名，月来探其组织颇称完善，而其行动也与吾党相差不远，因斯二故，曾与多次接头，前月十号特派代表赴巴黎参与他们的常年大会，他们大部分意见欲加盟本党，或与本党携手合作。前天接他们的来信，特派二个代表来里昂会商一切，其结果如何，来日再报。”
1923年6月，周恩来亲自率领“旅欧共青团”的代表来到里昂，与国民党总部代表商谈国共合作问题。次日，王京岐在给国民党中央总部的报告中称：“昨天开会结果很好，旅欧共青团八十余人极端赞成本党宗旨，一概加盟本党。” 7月19日，国民党中央总务部部长彭素民代表孙中山复函王京岐：“查国内该团团员已有多数加入本党，则对于旅欧该团亦自不须拒绝。”至此，国共旅欧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同年11月25日，国民党旅欧支部在里昂召开成立大会，周恩来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在讲话中，他指出一些国民党员“虽然登记党籍，但都不负责任，此类人实占我党(国民党)最大多数，不唯普通党员具有这一弊病，即使在欧的蔡孑民、王亮畴等党内知名人士也是如此，用着党时，自称老同志，不用时则专会反对党的决议，甚至跟着别人作落井下石之举，实为可悲。不能不承认本党内存在着隐患。”这种切中要害的批评，对正在改组的国民党是个极大的推动。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当选为国民党旅欧支部执行部总务主任，李富春当选为宣传部主任。在执行部部长回国期间，周恩来实际上成了国民党旅欧支部的负责人。
周恩来为推动两党在欧洲地区的合作起到了积极作用，也因此深受孙中山、彭素民等人的信任。在台湾国民党中央党史馆的档案中，存有周恩来写给总务部部长彭素民的两封毛笔信原件(档案号：环05038)，现摘录如下：
总务部部长、素民同志先生：
前上一函，略报巴黎通讯处近状，想达。
现时巴黎通讯处所属党员人数日渐增加，迄至昨日止已有三十六人，里昂方面亦日有起色。本来，巴黎通讯处之组织，在总部付与恩来之使命说，宜统辖全体法境内党员。但目前事实略有变动，即里昂方面党员数目亦瞬将和巴黎相等，两地暌隔(纵编)，以一机关统率之，办事颇感不便。故恩来与京岐支部长及在里昂诸同志函商之结果，咸以里昂另设一通讯处为宜。准此，恩来当于本月17日晚将巴黎通讯处第一次大会开成，正式宣告通讯处成立。其所辖之范围为巴黎及其附近地域之党员，而里昂不与焉。兹将当晚开会情形略报告如下，并请于新选举之职员加以任命为盼!
中国国民党巴黎通讯处
第一次大会记要
1924.1.17于巴黎
……
通讯处大会情形略如上述，正式职员且已举出，此后当由干事会负责向支部报告其进行状况，再由支部转达总部。至此，恩来所受我总理中山先生及总部之组织巴黎通讯处的使命已告结束。谨此报告，望予鉴察!
专此 三民主义的敬礼!
巴黎通讯处筹备员周恩来
1924.1.18于巴黎
周恩来在这件档案中所属职位是“巴黎通讯处筹备员”。该职务是总务部部长彭素民实际负责任命的，委任状全文如下：
委任王京岐为里昂中国国民党分部筹备处筹备员，方棣棠为比国(比利时——编者注)中国国民党通讯处筹备处筹备员，周恩来、尹宽为巴黎中国国民党通讯处筹备处筹备员。此状。总理印。总务部部长彭素民副署。
这个通讯处究竟是何种组织呢?原来，由于中共旅欧党、团员的加入，国民党旅欧支部人数急增，党员遍布法国、英国、德国和比利时，但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人员居住在法国。为了更好地管理留法的国民党党员，国民党中央总务部决定在巴黎成立国民党巴黎通讯处，专管国民党在法国的党务工作，相当于国民党在法国的支部。国民党本来倾心于周恩来，希望他能够担任通讯处处长，但因周恩来集中精力从事中共旅欧党团的工作，只同意接受国民党巴黎通讯处筹备员一职。
欧洲大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前前后后
仅凭此报告，很难还原巴黎通讯处的建立过程，以及国共合作初期在欧洲大陆的真实情况。因此，笔者又查阅了中共方面的相关资料，发现了一份“旅欧共青团”给共青团中央的工作报告，时间是1924年1月7日，与前面周恩来所作的报告相距只有11天，因此两份材料非常具有比较价值。通过这样的比较，我们会发现许多值得玩味的历史问题，可以让我们更近距离地观察历史，获得与以往不太相同的历史认识。
首先，在欧洲大陆的国共双方，对彼此的认知不尽相同。从前面的分析不难发现，国民党对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旅欧中共人士十分看重，并委以重任。王京岐更是在给他父亲的信中袒露了自己对周恩来“十二分”的欣赏：“本其过去工作，判断他的智力、魄力——与夫将来之事业，不在汪(精卫)、胡(汉民)诸老同志之下。”反观中共方面，“旅欧共青团”的成员对国民党员的印象却非常一般，在报告中称：“旅欧的国民党人，有能力的太缺乏人了，王京岐这个人能力无有而又狭隘”，故而认为“旅欧的国民党实少起色的地方”。
其次，虽然共青团中央要求旅欧的同志全部加入国民党，而且国共双方也做了一系列商定，但实际上采取的是“分期加入若干人”的办法。“旅欧共青团”执行委员会将原因总结为以下三点：“第一，旅欧国民党人甚少，我们的同志一时完全加入未免太现形，因为我们加入国民党，还需保守我们的所属组织之秘密。第二，我们的同志常常有许多新入团的人，研究与所受训练都很浅，不宜一时令同志们完全加入。第三，内部训练工作极为要紧，对外活动直接关系本团者亦需要人，全体立刻加入国民党要增加许多工作，恐反荒芜了自己的团务。”由此可见，“旅欧共青团”在执行国共合作政策的同时，既不忘本组织自身的独立性，避免了组织被国民党所吞蚀，同时也强调，最终“缓缓的仍是要做到全体加入的”，体现了“旅欧共青团”成员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对国共合作抱有着极高的热情。
第三，从国共合作的实际运行层面来看，国民党虽然在名义上占主导地位，但发挥作用的主要都是“旅欧共青团”的成员。在工作报告中，“旅欧共青团”执行委员会明确指出：“国民党于去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里昂成立支部，其中自然亦有我们的同志在帮助主持一切。而巴黎的通讯处，固是我们同志成立的，比国(比利时)通信处亦系我们同志主持，现我们同志又正在柏林创设通讯处”。报告之所以敢做这样的预计，是因为“从现在形势看来，将来国民党在欧的活动，自然又要我们的同志替代他们做的”。
虽然周恩来不当巴黎通讯处处长，但考虑到巴黎通讯处的职能十分重要，所辖国民党员以中共旅欧党、团员居多，国民党籍人士相对较少，加上主要工作由中共方面主持，所以周恩来认为，巴黎通讯处处长应由共产党籍加入国民党的同志担任为佳，并力荐能力突出、正在比利时留学的聂荣臻担任此职。而国民党方面则想改用留法的国民党籍人士做通讯处处长。经过双方的反复协调和周恩来的力争，王京岐等人最终妥协，批准聂荣臻担任国民党巴黎通讯处处长。
巴黎通讯处是国共两党在欧洲大陆探索革命道路的成功典范。在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旅欧革命人士的积极推动下，欧洲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不但形成得较早，而且工作卓有成效。中共中央将其经验作为国共合作成功的优秀范例，向各级党组织推广，国共合作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