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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共中央举行的一次宴会上，毛泽东同赫鲁晓夫私下交谈说：“我准备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了。”赫鲁晓夫并不感到意外，因为半年前伏罗希洛夫已经带回了这个信息，他问道：“谁来接班呢？有这样的人吗？”“有”，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说，邓小平这个人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一个领导人才。
苏共“二十大”后，中苏两党的分歧越来越明显。中国共产党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局出发，始终注意维护苏联的形象和声誉。1957年11月是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决定亲自率团前往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大典，同时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这是一次重大的政治行动。
中国党政代表团的组成是最高规格的：毛泽东担任代表团团长，副团长是宋庆龄，成员有邓小平、彭德怀、李先念、乌兰夫、郭沫若、茅盾(沈雁冰)、陆定一、陈伯达、杨尚昆、胡乔木以及其他工作人员。这是邓小平第四次前往莫斯科，主要是作为中国党的代表，主持宣言的起草工作。
在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活动的时候，召开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以及有60多个兄弟党参加的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想法，是苏共中央首先提出来的。
苏共中央还邀请毛泽东访问苏联并出席兄弟党的国际会议。
早在1949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不久，毛泽东曾率团访问过苏联。在那次历时2个月的访问中，中苏签订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确立了中苏两党两国的友好关系。
8年过去了，中苏两党之间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同盟关系出现了裂痕，而且越来愈大。中苏两党需要消除分歧，以加强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毛泽东欣然应允在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伏罗希洛夫先行访华后率团再次赴苏访问。
毛泽东对苏方表示，既然要开好兄弟党的国际会议，首先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大家预先交换意见，取得一致后，发表一个共同文件。苏方可多做些准备工作。
1957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收到了苏共中央起草的兄弟党国际会议共同宣言的草稿。29日晚上，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提出一定要把这次莫斯科兄弟党国际会议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向帝国主义示威的大会。会议确定中国党政代表团这次赴苏的方针是：对苏共以保为主，以批为副，尽可能去掉他们起草的宣言草案中有害的东西。采取的方法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达到新的团结，以斗争求团结，协商一致，求同存异。
10月30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批准了中国党政代表团确定的方针。在讨论苏共起草的这个宣言的草稿时，大家一致认为，和中国党的观点距离较远。于是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毛泽东提前赴苏，在那里起草一个稿子，和苏方讨论，争取与苏方取得一致。
这样，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于11月2日动身赴莫斯科。
代表团抵达莫斯科的当天，就收到了苏共方面起草的宣言的第二稿。邓小平看后，觉得这个稿子跟第一稿差不多。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政治报告中的片面性的观点还保留着，照这些观点做出的共同宣言是有害的。
11月3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前往中国党政代表团驻地拜会毛泽东。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说，我提早来就是为了宣言的草稿。我们要搞一个好的草稿，我们党也准备起草一个稿子，供你们考虑。
当天晚上，中国党政代表团开始由陆定一、胡乔木和陈伯达分头执笔起草宣言的初稿，邓小平主持讨论修改、毛泽东最后审定。11月5日初稿提交苏共中央。
从11月6日起，中方由邓小平牵头，苏方是苏斯洛夫挂帅，双方各出几个人，开始讨论苏方的第二稿和中方提交的初稿，双方各自阐述自己稿子的理由。经过讨论最后一致同意在中共代表团起草的稿子基础上，进行修改、补充。直到11月11日，中苏两党共同提出的宣言草案才正式出台，随后交给各兄弟党。从12日起，各兄弟党开始协商，讨论宣言草案，以取得一致意见。
在这一过程中，有几个问题发生意见分歧：第一，关于美帝国主义的问题；
第二，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第三，以苏联为首的问题；第四，关于共同规律共同道路的问题；第五，关于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问题；第六，关于和平过渡的问题；第七，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问题；第八，关于宣言里是否肯定苏共“二十大”，肯定中国党、法国党、意大利党和其他党最近召开的代表大会的问题。中国代表团按照中央政治局通过的既要坚持原则，也要做必要的妥协，具体问题由代表团相机处理的方针，在起草委员会里就一些问题进行了必要的斗争，也做了一些让步，采取了比较灵活的方法。
关于“和平过渡”问题，首先在中苏两党讨论共同起草宣言草案时发生了争论，后来兄弟党参加讨论时又发生争论。毛泽东在和赫鲁晓夫的交谈中，说到了中国党对和平过渡问题的看法，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报告里就认为和平过渡的可能性越来越增加，无产阶级有可能通过议会斗争来取得政权。我们是不同意赫鲁晓夫的这个观点的。毛泽东认为，应当提出两种可能性。从理论上、原则上讲，不通过暴力革命是不能夺取政权的，因为资产阶级不会自动让出政权，一定会使用暴力镇压无产阶级的，这是历史已经证明的理论原则问题。这是战略问题。但是，在和平时期，为了争取群众、动员群众，可以提出一个策略口号，就是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议会斗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我们的愿望，我们并不是拒绝、反对和平过渡，也是希望能够和平过渡。同时应当强调，究竟是和平过渡还是非和平过渡，与其说决定于无产阶级，不如说决定于资产阶级，因为资产阶级是不会自动放弃政权的。当然，如果它们使用武力的话，我们只能也使用武力进行自卫，进而夺取政权。但是，这一提法仍不能为赫鲁晓夫所接受。最后，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说，关于和平过渡问题我们的意见都说了，你们坚持不能接受。现在宣言中关于这个问题的写法不必再修改，但是我们保留意见，我们写一个备忘录给你们，把我们的意见说清楚，这样在会上就可以通过宣言。赫鲁晓夫听后很高兴地表示同意。后来毛泽东又写信给赫鲁晓夫说，关于和平过渡的问题，由邓小平同志和你们谈。邓小平在和苏斯洛夫的会谈中，代表中国共产党正式严肃地批评了苏共的“和平过渡”的片面提法和错误危害，随后还向苏共提交了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书面提纲。
最后大家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基本上达成一致，12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签订了一个宣言，即《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宣言》，也称《莫斯科宣言》。
莫斯科兄弟党国际会议取得了成功，大家就整个国际形势，对战争与和平问题，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的战略和策略，对保卫和平问题，特别重要的是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以及对兄弟党相互关系中应该遵守的原则都取得了一致意见。各兄弟党之间完全平等。充分协商，不强加于人，互相尊重，互相谅解，互相让步，求同存异，使国际共产主义的团结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毛泽东认为，这次会议的成功，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成功，是集中和民主相结合的成功。
邓小平作为中国党代表团的重要成员，在整个会议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于邓小平的才能毛泽东十分赞赏。还是在召开党的八大之前的一次中央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要设立中共中央总书记，并推举邓小平来担任这个职务，还给邓小平作宣传：“他比较会办事，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这次来苏参加中苏会谈，毛泽东也点了邓小平的将。在苏共中央举行的一次宴会上，毛泽东同赫鲁晓夫私下交谈说：“我准备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了。”赫鲁晓夫并不感到意外，因为半年前伏罗希洛夫已经带回了这个信息，他问道：“谁来接班呢？有这样的人吗？”
“有”，我们党内有好几位同志完全可以，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条件。说着，毛泽东就一个一个地点起了名，“第一个是刘少奇，这个人在北京和保定参加了五四运动，后到你们这里学习，1921年转入共产党，无论能力、经验，还是声望，都完全具备条件。他的长处是原则性很强，弱点是灵活性不够。”
“第二个是邓小平，”毛泽东扳了一下指头继续说，“这个人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一个领导人才。”
赫鲁晓夫听后颇有同感。他在同邓小平打交道的过程中已经深深领教了，后来赫鲁晓夫这样回忆道：“唯一一个毛似乎赞许的同志是邓小平，毛曾经指着邓对我说：看见那边那个小个子吗？他非常聪明，有远大的前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