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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柏西(左二)和家人在印尼时的照片。
摘要: 坐在记者面前的柏西·科维纳斯女士(下文称柏西)说：“也许我不应该这样说，但是我心里当时真的不知有多高兴，美国把原子弹投到了日本，日本终于投降了。” 据荷兰统计，二战期间，在印尼共有超过4.2万名荷兰军人被捕，超过10万荷兰人及其家属被抓进日军 ...
4月底的荷兰，温暖的阳光照射着绿油油的平原。在海牙市郊区的一处老年公寓里，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了一位有着非凡经历的老人。
坐在记者面前的柏西·科维纳斯女士(下文称柏西)说：“也许我不应该这样说，但是我心里当时真的不知有多高兴，美国把原子弹投到了日本，日本终于投降了。因为我一天也不想在日军的集中营呆下去了，我受够了眼睁睁地看着日本人残暴地痛打我母亲。与其每天在这样的阴森、恐惧中度日，我宁可去死。”
今年76岁的柏西，是一位和蔼、乐观、身体健朗又有活力的老人，但说这些话时，她的目光中充满了复杂的神情。如果不是拿出她1942年在印尼时的照片，很难想象眼前这位满头白发的荷兰老人，会和远在太平洋上的爪哇岛日军集中营有什么联系。
柏西说，在日军集中营那段记忆，缠绕了她一生，有彻骨之痛。
4岁被押进日军集中营
柏西的父亲名叫卢斯恩·科维纳斯,是一位牧师。在上世纪30年代，他和很多荷兰的公职人员一样，被荷兰政府派往印尼，担任荷兰皇家东印度陆军的牧师。1938年6月，柏西出生在父亲工作的印尼爪哇岛。然而，她们一家人只安稳生活了3年多，就因日军的占领被打乱了。柏西拿出一张东南亚的地图，指给记者看，她说：“早在1940年底，荷兰和英国就讨论太平洋地区的防务问题了，但是没有实质进展。1941年，日军登陆加里曼丹岛，很快将战火烧到了苏门答腊和爪哇岛。”
柏西像个小女孩，手托着下巴，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中。“日本兵像灾难一样，突然降临。我记得1942年的一个晚上，有很多日本兵闯进了我家，要把父亲抓走，母亲拽着父亲不放，我和姐姐被吓得一起大哭起来。这时，一个日本兵扑上来，凶狠地打了我母亲几巴掌。父亲后来被关进了万隆附近的日军战俘营。第二天，我、母亲、姐姐被集中起来，和其他邻居们一起也被押送到爪哇岛战俘家属集中营。当时，我才4岁。”
据荷兰统计，二战期间，在印尼共有超过4.2万名荷兰军人被捕，超过10万荷兰人及其家属被抓进日军集中营。他们和其他被日军侵略的国家人民一样,惨遭蹂躏,在集中营里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
不知道这就是“慰安妇”
“母亲经常被打，却不知道什么原因，很多人也都是一样的遭遇，日本兵随时随地就会动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们的发泄对象。”柏西说，她的母亲很坚强，为了保护孩子们，忍辱负重地在日本人的皮鞭下活着。
“我记得当时每天吃得很少，食物应该就是今天用来糊纸盒的那种浆糊，即使这种浆糊，也从未吃饱过。到后期，集中营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差，我们很多人挤在一个通铺上，常常是一个母亲带着两三个孩子才有一张小床。房间里热极了。”在柏西的记忆里，大人们有做不完的繁重体力活，很多人抵抗力下降，各种传染病，如痢疾、黄疸、疟疾、霍乱等侵袭着他们。一旦有人患病，日本人就命令把病人强行抬走，病人几乎就没有生的希望。
柏西对记者说，或许因为终日生活在饥饿和恐怖中，她变得十分敏感，注意力专注，记忆力也极强。
有一天，日本兵接到命令，从集中营里带走了50名成年妇女。此后，几乎每天都会接到相同的命令，每次轮流带走不同的人。一次，所有的人都轮过了，还是差两个人，日本兵就揪出了两个女孩充数。她们才十三四岁，吓得跪在地上直哭。这时，两个“阿姨”站了出来，要求替换她们。第二天，其中一个“阿姨”回来了。她踉踉跄跄地走到床铺边，默默地坐在那里发呆。她眼眶淤青，脸肿得吓人，身上的衣裙都被撕破了，手臂、腿上全是青紫色的伤痕。等日本人不在的时候，大家才敢凑过来，帮她洗脸，扶着她躺下……
“我当时不知道，阿姨们被日本人带走后发生了什么，但我感到了无以名状的恐怖，因为另一个阿姨再也没有回来。我最怕的就是，有一天妈妈也这样被带走再也不会回来。对没回来的阿姨，日本人从没有任何解释，也没有人敢问。直到长大后，我才知道她们被叫做‘慰安妇’。”
荷兰历史学家安东尼·比弗在他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书中揭露，当时几乎婆罗洲的所有白种男性都被枪杀或斩首，而很多人的妻子和女儿被日军轮奸，然后被强迫“征用”为日军的慰安妇，不论荷兰妇女还是当地的印尼妇女。
结束半个多世纪的沉默
“比起那些没能活着出来的人，我们一家算是幸运的。战争结束后，我们终于走出了集中营。”柏西说，离开集中营时，原本身材高大的父母都已是骨瘦如柴。
1953年，柏西被送回荷兰上学。她告诉记者：“我刚回到荷兰时，根本没法融入周围的人。在荷兰的亲戚们，甚至很羡慕我们一家在印尼的生活，说印尼那么暖和，不用挨冻受饿。可事实根本不是那样，他们哪里知道我们在日军集中营里的经历和煎熬。和他们解释，人们根本不相信，一同回来的许多阿姨，都选择了沉默。”
柏西当时心里很气愤，但又拿不出证据。“所以，我从那时起，就决心搜集证据并把它们保留下来。至今，我还保留着父亲在爪哇岛战俘营关押期间的登记表。”后来，柏西还写了一本回忆集中营生活的传记，并以荷兰文和英文出版。
柏西说：“现在，我能理解母亲那一代人为何选择沉默，不仅仅是羞于启齿，还有战争和日本人的伤害让她们不寒而栗，集中营的经历消磨掉了她们最后一丝尊严和勇敢，她们没有勇气去面对那段不堪的往事，不敢轻易触碰心中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痛。”
几年前，柏西遭遇了一次车祸，当时她被压在车轮下，生命垂危。“突然间，我想到了日本兵毒打我母亲的情景，我似乎一下感觉到母亲当时遭遇的苦痛。我躺在病榻上，非常想念我的母亲……这也更坚定了我揭露那段黑暗历史的决心，我要‘结束沉默’”。
柏西曾多次前往韩国、菲律宾等国，参加缅怀慰安妇的活动。“日本在二战时对战俘及其家属做出惨绝人寰的事，我不能再保持沉默，这段历史要让全世界的民众都知道。”
柏西说，最让她愤慨的是日本政府至今不肯承认二战时所做的惨无人道的事情。“在欧洲，大家基本上不知道这些情况，日本这样厚颜无耻、毫无人性的做法，更激发了我的斗志。我要写书、整理资料，声讨日本。即使我们这代人都不在世了，还要让我们的下一代继续声讨他们。否则，故去的灵魂无法安息。这也是激励我每天认真活着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