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如何总结南昌起义的经验与教训?

首页 > 红史 > 抗日战争2016-07-20

周恩来如何总结南昌起义的经验与教训

南昌起义在军、师两级设立了党代表,团、营、连三级设立政治指导员。这一体制到1927年10月底崩溃,所有师以上党的领导人均已离队,只剩一个团级政治指导员陈毅。

军事干部也是如此。师团级军事干部只剩一个七十四团参谋长王尔琢。

领导干部如此,下面更难控制。

营长、连长们结着伙走,还有的把自己部队拉走,带一个排、一个连公开离队。

剩下来的便要求分散活动。

林彪带着几个黄埔四期毕业的连长找陈毅,现在部队不行了,一碰就垮,与其等部队垮了当俘虏,不如现在穿便衣,到上海另外去搞。

后来人们把这段话作为林彪在关键时刻对革命动摇、想当逃兵的证据,其实言之过重了。在当时那种局面下,地位比林彪高且不打招呼就脱离队伍的人比比皆是。很多走的人都如林彪所想,不是去上海便是去香港“另搞”。若说都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也许太重,起码对这支行将溃散的武装能有多大作为不抱信心。

1927年10月3日,前敌委员会的流沙会议,是轰轰烈烈的南昌起义的最后一次会议。

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他当时正在发高烧,被人用担架抬到会场。郭沫若回忆说,周恩来“脸色显得碧青。他首先把打了败仗的原因,简单地检讨了一下。第一是我们的战术错误,我们的情报太疏忽,我们太把敌人轻视了;其次是在行军的途中,对于军队的政治工作懈怠了;再次是我们的民众工作犯了极大的错误”。

可以想见,当时周恩来是怎样一种心情。

别人的心情也是一样。周恩来报告后,“叶、贺部队”的叶挺说:“到了今天,只好当流寇,还有什么好说!”党史专家们后来解释,叶的所谓“流寇”,是指打游击。贺龙则表示:“我心不甘,我要干到底。就让我回到湘西,我要卷土重来。”

这样的表态也没有搞完,村外山头上发现敌人尖兵,会议匆匆散了。

分头撤退途中,队伍被敌人冲散。连给周恩来抬担架的队员也在混乱中溜走了,身边只剩下叶挺和聂荣臻。三个人仅叶挺有一支小手枪,连自卫的能力都没有。若不是遇到中共汕头市委书记、周恩来的老朋友杨石魂搭救,三位真是生死难卜。

聂荣臻回忆这段经历时说:“那条船,实在太小,真是一叶扁舟。我们四个人——恩来、叶挺、我和杨石魂,再加上船工,把小船挤得满满的。我们把恩来安排在舱里躺下,舱里再也挤不下第二个人。我们仨人和那位船工只好挤在舱面上。船太小,舱面没多少地方,风浪又大,小船摇晃得厉害,我们站不稳,甚至也坐不稳。我就用绳子把身体拴到桅杆上,以免被晃到海里去。这段行程相当艰难,在茫茫大海中颠簸搏斗了两天一夜,好不容易才到了香港。”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在总结南昌起义经验与教训时,讲过几段话,“南昌起义后的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起义后不该把军队拉走,即使要走,也不应走得太远,但共产国际却指示起义军一定要南下广东,以占领一个出海口,致使起义军长途跋涉南下,终于在优势敌兵的围攻下遭到失败”,“它用国民革命左派政府名义,南下广东,想依赖外援,攻打大城市,而没有直接到农村中去发动和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这是基本政策的错误”。

这就不仅是当年所说的“战术错误”、“情报疏忽”、“政治工作懈怠”和“民众工作犯了极大的错误”了,而涉及方向和道路的选择问题。

1965年毛泽东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艾地时,也谈到南昌起义。他对周恩来说,你领导的那个南昌起义,失败以后,部队往海边撤退,想得到苏联的接济,那是“上海”,不是“上山”,那是错了。周恩来马上接过来说,是错了,主席上了井冈山,是正确的。

应该再补充一句:幸亏南昌起义的部分部队也上了井冈山。想得到苏联接济的起义部队主力,在“上海”过程中失败了。但“上山”的那部分力量,则成为了中国工农红军战斗力的核心。

对朱德同志的一些认识,包括一些非议

火种保留了下来,再也没有熄灭。

为了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从1927年4月中旬的海陆丰农民起义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先后发动了上百次武装起义。历次起义——包括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南昌起义——都失败了。

但因为保留下来了革命火种,它们又没有失败。

这支部队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重要基础,战斗力的核心。

蒋介石兵败大陆,其军事力量主要被歼于东北战场和华东战场。指挥东野的林彪,指挥华野的陈毅、粟裕,1927年10月皆站在天心圩被朱德稳定下来的800余人的队伍中。

粟裕回忆说,当时队伍到达闽赣边界的石经岭附近隘口,受敌阻击。朱德亲率几个警卫员从长满灌木的悬崖陡壁攀登而上,出其不意地在敌侧后发起进攻。当大家怀着胜利的喜悦,通过由朱德亲自杀开的这条血路时,只见他威武地站在一块断壁上,手里掂着驳壳枪,正指挥后续部队通过隘口。

是朱德而不是别人,为这支失败的队伍杀出了一条血路。对这支队伍的战略战术,朱德也作出了极大贡献。天心圩整顿后,他便开始向部队讲授新战术,讲授正规战如何向游击战发展。

朱德对游击战争的认识和实践都很早。辛亥革命后,率部在川、滇、黔同北洋军阀部队打仗时,他就摸索出了一些游击战法。

1925年7月,他从德国到苏联的东方劳动大学学习。几个月后去莫斯科郊外一个叫莫洛霍夫卡的村庄接受军事训练。受训的有40多名来自法国、德国的中国革命者,主要学习城市巷战、游击战的战术。教官大多是苏联人,也有来自罗马尼亚、奥地利等国的革命者。朱德当队长。教官问他回国后怎样打仗,他回答:“我的战法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

十六字诀游击战术的核心出现了。

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攻打会昌时,朱德奉命指挥第二十军第三师进攻会昌东北高地。他首先命令三师教导团团长侯镜如,挑选几十人组成敢死队,追击正向会昌退却的钱大钧部。他动员大家说:“你们都是不怕死的中华健儿。可是,今天我要求你们一反往常猛打猛冲的常规,只同敌人打心理战。你们要分为数股,分散活动,跟在敌人后面或插到敌人两翼,向敌人打冷枪。要搅得敌人吃不下,睡不着,这就是你们的任务。”

50多年后,侯镜如回忆这一段战斗经历时说“会昌战斗中,朱总指挥我们和钱大钧作战,就采用了游击战法。敌人退,我们跟着进;敌人驻下了,我们就从四面八方打冷枪,扰乱敌人,不让他们休息。这就是‘敌退我追,敌驻我扰’”。

“在这一点上,我起了一点儿带头作用。”朱德后来只说了这么一句。

不说,也是无法否认的历史地位。

没有朱德,南昌起义的最后火种能够保留下来吗?

没有三河坝分兵,朱德也跟着南下潮汕,又会是什么结局?

历史中确实有很多东西难以预测。

南昌起义诸领导者1927年10月底纷纷分散撤退的时候,很难有人想到留在三河坝的朱德,与毛泽东一道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起义部队的主力都在潮汕溃散了,更难设想留在三河坝殿后的“部分兵力”,最后会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中流砥柱。

历史又正因为不可预测,所以才充满机会。面对不可预测的历史,能够凭借的,只有自身的素质与信念,领导者的素质与信念,最终汇聚成历史的自觉。

历史是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给予个人的机会极其有限。朱德从南昌起义队伍领导层的边缘走到了“朱、毛红军”的核心,最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没有义无反顾投身革命、舍生忘死追求真理的精神世界,无法获得这样深刻和敏锐的历史自觉。

有一句名言说,人的一生虽然漫长,但关键时刻只有几步。个人如此,集团、国家同样如此。能够在关键时刻支持领导者作出关键判断、采取关键行动的那种发自内心召唤的历史自觉,不但是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的必备条件,更为见风使舵者、见利忘义者、投机取巧者所永远无法获得。

“文化大革命”时期,造反派给朱德同志扣的帽子是“大党阀”、“大军阀”、“黑司令”。朱德同志上天安门进到休息室,休息室内的军队高级将领,各大军区的领导纷纷起立,因为军队同志形成了这样一个习惯,总司令来了全部站起来,是对总司令的崇敬。

当时,朱德同志上天安门,北京一位著名的造反派端坐在沙发上纹丝不动,说:“朱德算什么总司令,你们给他站起来?”我觉得那个造反派在当年造反的时候,以为真理尽在他手,以为可以呼风唤雨,以为世界都是他的了。经过历史的淘汰,经过历史的筛选,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你那造反算什么?与朱德的地位比较起来,你算什么?历史承认朱德同志是一座巍峨的泰山,你只不过是山脚下一抔黄土而已。什么叫历史?这就是历史。什么叫历史检验?这就是历史检验。

还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有很多造反派提出要改掉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说不是八一南昌起义建军,是秋收起义建军,是三湾改编建军,所以要求把八一南昌起义的八一建军节定为九三○建军节,就是9月30日,三湾改编那天。

最后还是毛泽东同志一锤定音。毛泽东说建军节依然是八一,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这一点不能改。毛泽东同志通过肯定八一南昌起义,对朱德同志、周恩来同志在这其中起到的作用进行了绝对的肯定。

当年的造反派,现在也白发苍苍了。那个见总司令不起立的人,白发苍苍了也许还不知道,1928年4月,朱、毛井冈山会师时,心情兴奋的毛泽东特地换下穿惯的长布衫,找人连夜赶做灰布军装,只为能够穿戴得整整齐齐,会见大名鼎鼎的朱德。

萧克上将回忆井冈山斗争时说,朱德在部队中有很高的威信,部队对朱德带点神秘式的信仰。这种“很高的威信”和“带点神秘式的信仰”,印证着总司令的地位。它不仅来源于中央军委一纸简单的任命,也不仅来源于红军将士在军纪约束下的服从。

共产党人在最为困难的时刻,在被追杀、被通缉、被“围剿”环境中锻造出来的坚定性,是那些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人能吃多少碗干饭的人永远感悟不出来的。

西方的领导科学认为领导力的形成依赖三大要素。一曰恐惧。什么叫恐惧?你不好好干我撤了你,这是恐惧。二曰利益。利益就是你好好干我提拔你,这就是利益。三曰信仰。恐惧迫使人们服从,利益引导人们服从,信仰的产生是发自内心的。

朱老总在八一南昌起义后形成了领导的核心,树立了领导的权威。他就是通过自己坚定的信仰驱散了人们内心的失望和恐惧,从而成为这个队伍当之无愧的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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