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在林彪前的两名元帅朱德、彭德怀或被打倒，或被迫检讨，德高望重的刘伯承元帅受到严厉批评，林彪在这两次斗争中，都以“正确路线”的化身出现，在军内的资望无人可及。
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之后，一方面做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姿态，竭力制造对领袖的个人迷信，获得领袖的信任；另一方面处心积虑地打击排挤军队中功劳大、威望高的老同志，拉山头、排异己，培植自己的派系势力。他深知，通往最高权力的道路是狭窄的，容不得两人并驾齐驱。
1958年，以反对教条主义为主题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这个会议是经过毛泽东批准的，其中林彪起了恶劣作用。会议用鸣放的方式，对主持军队训练和院校工作的刘伯承元帅、肖克上将、李达上将、粟裕大将等进行了点名批评，并上纲为“与党相对抗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高度。
林彪在毛泽东点名批评刘伯承、肖克时，借机把批评的矛头引向朱德和叶剑英。由于各种因素，会后，刘伯承被免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的职务，叶剑英被解除主管全军军事训练和院校的工作，粟裕被免去总参谋长职务，肖克、李达被免去国防部副部长职务，调离部队。邓小平在1980年说：“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
1959年的军委扩大会议是庐山会议的延伸，以揭批彭德怀、黄克诚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追查所谓“军事俱乐部”为主题。林彪在会议上点名批朱德，朱德被迫在会上作了长篇检讨。副总参谋长兼沈阳军区司令员邓华上将、总后勤部部长洪学智上将、万毅中将等受牵连被揭发批判。
排在林彪前的两名元帅朱德、彭德怀或被打倒，或被迫检讨，德高望重的刘伯承元帅受到严厉批评，林彪在这两次斗争中，都以“正确路线”的化身出现，在军内的资望无人可及。
林彪在主持军委工作中，对与他意见相左的人、不能俯首帖耳听命于他的人，采取了一概排斥、严厉打击的态度。
林彪上台伊始，就把鼓吹个人崇拜放在首位。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大将因不同意他的某些说法做法，遭致林彪的嫉恨。林彪要推行“突出政治”的“左”倾路线，必然要把总政改造为听命于他的工具。林彪指责总政关于部队系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系统学习科学文化的工作规划“方向偏”，脱离“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实际，无理地批评谭政。
在1960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提出他那著名的“四个第一”。会议“批谭纠偏”，揭发批判谭政反对新军委领导，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所谓“错误”。谭政被打成“反党宗派集团”，受到降级处分，以后又被赶出军队。“文革”后期，坐了九年监狱的谭政回到家里，当有人问及为什么坐牢，老将军苦笑着答道：“不知道。”
1960年底，谭政被降为总政副主任，经毛泽东批准，罗荣桓元帅扶病重新出任总政主任。罗荣桓对林彪提倡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实用主义方针”多次提出异议，反对庸俗化、教条化的学习。林彪对此耿耿于怀，多次表示对罗荣桓不满。罗去世后，在“文化大革命”中，罗的遗孀林月琴遭到他们一伙的迫害。叶群还在1967年2月总政的一次会上出面，点名攻击罗荣桓“反党”、“反毛主席”。
林彪在军队长期有个小圈圈，就是他所说的“双一”人物，即和他关系最深的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出来的老部下们。主持军委工作后，他着意培植自己的山头势力，在一些要害部门安置他所信赖的人。
1959年林彪一上台，就提名任命邱会作当总后勤部部长、总后党委第一书记。1962年，林彪以加强海军领导力量的理由，派李作鹏任海军常务副司令员，排挤打击海军司令员肖劲光。1964年，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刚逝世，林彪就先发制人，抢先提名吴法宪出任空军司令员，惟恐贺龙等其他军委副主席提名他人接手空军的班子。
经过几年的经营，到1965年，林彪不仅在政治上大出了风头，得到了毛泽东和党内、军内许多人的信任，而且在组织上也形成了自己的班底，军队的各要害部门，海、陆、空各军种都安置了他认为可靠的人。为了把军队的实际权力完全控制在自己手里，林彪又把罗瑞卿大将作为他要清除的现实障碍。
罗瑞卿是林彪的老部下。红军时代，罗瑞卿曾先后担任过红一军团和红一方面军的保卫局长。抗战时期，林彪任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校长时，罗瑞卿担任教育长、副校长。新中国成立后，罗瑞卿任公安部长，对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安全工作出力甚勤，关系交厚。1959年庐山会议“反彭黄”之后，接任军委工作的林彪向中央提名，要罗瑞卿回军队，任总参谋长。
罗瑞卿精力过人，工作有魄力、有能力。林彪也是看中了他这一点。林彪的身体承担不了军队繁重的日常工作，需要罗瑞卿这样能干的人担起大部分担子来，但他同时又要把军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当时罗瑞卿身兼六个要职(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书记处书记、国防部副部长、国防工办主任)，与毛泽东、周恩来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工作上又有自己勤于任事的风格，这就招致猜疑心极强、权力欲极大的林彪的嫉恨，视之为眼中钉，当作实现个人政治野心的最大威胁。
起初一两年，林彪说他与罗瑞卿合作得还比较好。后来，林彪发现罗瑞卿不大听他的话了，逐渐对罗不满，猜忌日甚一日，以至发展到非除之而后快的地步。
罗瑞卿任总参谋长不久，林彪就对他交代说：“我身体不好，你有事可以多向毛主席和军委其他副主席汇报请示工作。”林彪长期以有病为借口，不理事，不担责任，暗中揣测毛泽东的心理和动向。这在客观上也造成了这样一个现实：林彪身体差，不能多理事，又经常不在北京，所以，罗瑞卿有时就直接向毛泽东、周恩来请示汇报工作，有时也直接去请示军委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席贺龙。这也是毛泽东对罗瑞卿交代过的：“林总最近身体不好，可以请贺总多管一些军队的事。”
罗瑞卿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十几年，这种长期相处中点滴积累起来的密切关系，为工于心计的林彪所不能及。林彪认为罗瑞卿越过他办事，“晾”了他。尽管罗瑞卿曾多次给林彪汇报与解释，但还是不能避免林彪的猜忌和不满。有一次，他对罗瑞卿说：“我们的威信不够吧？因为我们不是南昌起义的领导人。”这个“我们”当然不包括罗瑞卿，话中酸溜溜的味道，明显针对曾任南昌起义总指挥的贺龙而发，也有他担心失势于毛泽东的试探。摘编自《折戟沉沙温都尔汗》，作者：王海光，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