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克里米亚局势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历史地看，克里米亚地区的问题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斯大林时代甚至更早。《斯大林传：命运与战略》(〔俄罗斯〕雷巴斯著，吴昊、张彬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就有很多内容提到克里米亚当时的形势，以及对后世造成的影响。
苏维埃军事工业的发展成果给克里米亚下了死刑判决
1920年，一场新的战争正在迫近。它以前就发生过，而且在二十一世纪还将继续，这就是与波兰的战争。
按照一系列西方理论家(А。马汉、X。麦金德等)和俄国的斯涅萨廖夫将军(他是斯大林在察里津前线的战友)的地缘政治理论，世界争霸决定着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的对立，并且谁控制东欧，谁就能控制欧亚大陆；而谁控制了欧亚大陆，谁就能控制全世界。
斯大林不可能不参与这场战争。而且，他是西南战线领导层中主要的政治人物，这条战线应该经乌克兰在利沃夫战线上对侵略者给予重击。第二波攻击是由М。Н。图哈切夫斯基指挥的西方战线发动的。图哈切夫斯基曾指挥过东方面军的第5集团军，并与托洛茨基关系密切。
俄国领导人把这场战争看成是革命战争，而不是民族战争。在西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之下组建了由德国人和奥地利人组成的特种步兵独立旅(“斯巴达克旅”)，还建立了波兰红军第1集团军。共产国际在俄国西部地区招募了超过一万八千名波兰共产党员。红军是在“为全人类劳动者的利益”而战。在图哈切夫斯基的命令中有这样的语句：“向西方前进！向华沙前进！向柏林前进！我们的刺刀将给全人类劳动者带来幸福与和平！”
任务的双重性让红军扮演了危险的角色：民族和国家任务要求理性地去解决，而共产国际的任务则推动着部队满怀浪漫主义精神义无反顾地向前进。
原则上，整个苏联历史就是在这种双重星光的照耀下发展的。
让我们暂时把目光从波兰战线移回到躲避在克里米亚的白军身上。这支白军是由四十二岁的中将П。Н。弗兰格尔率领的，他是诗人亚历山大·普希金母系的远亲。弗兰格尔本人是近卫骑兵团的军人，他拥有两个高等学历，参加过俄日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指挥过南俄武装力量的志愿军和库班军队；“新罗西斯克溃败”后，他接替邓尼金将军担任南俄武装力量总司令一职。他邀请了标志性人物———斯托雷平的战友А。В。克里沃舍因和经济学家П。Б。司徒卢威院士任职于他的文官政府；颁布了非常重要的两部法令《土地法》和《地方自治法》，根据这些法令，土地变为“在该土地上劳作者”的私有财产，而地方自治会掌握了地方的政权。
大不列颠政府拒绝支持弗兰格尔，但法国政府在迫使弗兰格尔签署了苛刻的经济承诺之后，承认了他的“事实存在”。
经过重新部署，6月6日，弗兰格尔的军队从克里米亚出发，向北塔夫里亚发动进攻，并获成功。
从战略上看，这像是波兰的“第二条战线”，尤其是他和毕苏斯基拥有同一个西方盟友。但这里同样具有双重性：白卫军的爱国主义绝不可能与波兰领导人反俄罗斯的政策结合在一起。
必须承认，俄国和西欧这种悲剧式的分裂性一直伴随着俄国，从彼得大帝开始，当然，还包括整个二十世纪。不管是白军，还是红军都摆脱不了。
弗兰格尔军团的军事行动击溃了由Д。П。日洛巴指挥的红军突击队，该突击队由一个骑兵军团、一个骑兵师和一个步兵师组成。
“弗兰格尔占领北塔夫里亚是一个巨大的军事胜利，但白卫军没有足够的军力把这个胜利扩展为战略意义上的胜利。其计划是准备先包围和歼灭第13集团军，紧接着在后方对西南方面军的主力部队发动进攻，但该计划是无法实现的。生力军和武器装备在战斗中遭受了巨大损失且战线绵延三百多公里的白卫军，在不进行重新部署的情况下，已经无法按原计划继续向顿巴斯方向发动进攻，所以转为防守。”(《苏联时期的国内战争》第276页)
尽管白军表现出无比的英雄主义，但他们其实并没有进攻顿巴斯的可能。弗兰格尔进攻的经济目的是夺取粮食，战略目标是法国政府提出来的。为此，必须补充一点，弗兰格尔没有能力组织自己的后勤供给。
当时的克里米亚报纸生动地描述了克里米亚地区人们的精神状况。
土地改革、自治、合作社、食品和粮食在市场上要便宜出售、要依法办事、允许鞑靼人在当地学校用鞑靼语进行教学、宣布与机关作风(按弗兰格尔的话，这是与“传统的俄罗斯的恶习”)进行斗争。这些都是最真正的上层革命的风向标。
它成功的机会多吗？很可能是，它根本没有任何机会。投机倒把增多，合作社尽可能多地购买粮食并把它们运往国外换取硬通货。卢布贬值到了农民拒绝接收而要求用商品来支付粮食产品的地步。但是，部队负责军需的人从哪里去弄商品？他们按照低廉的国家定价与农民结算。农民面临两种选择：或者把粮食卖给合作社的人，换取火柴、布匹或窗户玻璃，或者支持弗兰格尔的改革，非常便宜地出让给负责军需的军人。
在此背景下，苏维埃军事工业的发展成果就是给这个“克里米亚国家”下了死刑判决。
1920年4月，苏维埃俄国生产了17649支步枪、121挺机枪和39门大炮；而在5月生产出26300支步枪、500挺机枪、94门大炮。
在1920年7至8月期间，苏维埃指挥部面临着一个非常艰难的选择。可以集中兵力，对波兰军队进行决定性的打击；也可以冒险，不顾一切直接攻向华沙。
当然，莫斯科一分钟也没有忘记，是谁站在毕苏斯基后面，但它没有害怕西方。
解放全人类的美好形象符合莫斯科的战略需要。
如果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独特的欧洲教派，那么在某一方面，这次面临的选择甚至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而现在这个神秘的革命历程遇到了日常生活中经常可能遇到的难题。任何对华沙和柏林的进攻行动都会受到弗兰格尔将军和来自罗马尼亚方面的军事威胁，以及已经从法国回到波兰的由Ю。加列尔将军指挥的有七万人的波兰军团的阻挠。
如果分析一下所有在苏维埃战线上能够做出决定的主要政治和军事领导人的行动，那么就可以看出斯大林是头脑最为清醒的一位。
后来，在图哈切夫斯基兵败华沙后，以托洛茨基和部分苏维埃将军为首，开始加深了一种想法，认为这次失败的责任在斯大林。因为他没有批准骑兵第1集团军及时援助西方面军，因而造成了波兰人的“维斯瓦河奇迹”。
克里米亚的这段光辉历史产生了许多传奇
6月24日，在西南战线取得重大胜利之时，斯大林在哈尔科夫《共产党人报》上刊登了《关于西南战线的情况》。在文中，他仿佛是个有超常洞察力的人，指出了一些很快被证明是具有决定性的因素。
但是，如果以为在我们战线上的波兰人已经完结，那就错了。
要知道，我们不仅是在和波兰人作战，而且是在和动员了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一切黑暗势力并且不断供给波兰人各种给养的整个协约国作战。
此外，不要忘记波兰人还有后备队，这些后备队已经调到沃伦斯基新城，毫无疑问，它们的行动在最近几天就会看出来。
还应当记住，波兰军队还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瓦解。
毫无疑问，前面还有战斗，而且是激烈的战斗。
因此，我认为某些同志所表现的那种骄矜和对事业有害的自满是不切实际的。其中一部分人不满足于前线的胜利，叫喊“向华沙进军”；另一部分人不满足于只是防卫我们共和国，使它免受敌人进攻，傲慢地说，只有打到“红色苏维埃华沙”他们才能罢休。
我不想来证明，这种骄矜和自满是完全不符合苏维埃政府的政策和前线敌人力量实况的。
我必须很肯定地指出，如果后方和前线不全力以赴，我们就不能取得胜利。不这样，我们就战胜不了西方的敌人。
弗兰格尔军队的进攻尤其证实了这一点，这次进攻像“晴天霹雳”一样，并且它的规模是惊人的。(《斯大林全集》第332、333页)
这里一切都说得非常坦率。他警告会有危险且不相信世界革命会以奇迹般的方式提供援助。
7月11日，斯大林在《真理报》上重复了这些想法。但他的警告没有被总指挥部采纳。
8月4日，斯大林在发给列宁的电报中报告了西南战线中弗兰格尔战线的情况，并谈到(请注意！)把“所有西部的军队转归西方面军”的必要性。也就是说，斯大林预见到指挥部有分裂的危险。这种分裂两周后便以不幸的方式表现出来了。
还是在这封电报中他写道，不能低估弗兰格尔的威胁。
8月17日，斯大林离开西南战线返回莫斯科。他想要成立一个委员会来调查失败的原因，并向政治局递交了正式声明，但没有任何人支持他这一举措。因为大家都有过错。
在1920年9月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承认出现“重大失败”，但未深入具体分析原因。(“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我们没有能够争取到波兰工业无产阶级的支持。”)列宁不同意成立委员会。
为什么斯大林要求进行调查？因为他的确还在6月的时候就预告过临近的危险，但托洛茨基和图哈切夫斯基却忽视了。
因为列宁息事宁人的愿望和托洛茨基把过错推给别人的虚伪侮辱了他。
斯大林不愿意圆滑地保持沉默。
后来，当他成了总书记，而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境后，一些卑躬屈膝的历史学家提出“巨大灾难”是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分子的破坏行动，这其实是谎言而且给斯大林帮了倒忙，他的原则立场被降到无谓争吵的层次。这就使后来在公众心目中的一种想法得以加强，认为实际上事实与那些吹拍过度的蹩脚作家们的描绘大相径庭；而流亡国外的托洛茨基是正确的，他断言罪魁祸首是狂妄自大的斯大林。
很难说清，为什么斯大林处在权力顶峰的时候，不想到实施自己的成立委员会的建议。大概，他不愿与过世的已成为崇拜对象的列宁发生争执？或者是他不想把国家的注意力分散到悲伤的失败往事上，或是根本没能顾得上？
斯大林没有参与击溃弗兰格尔军队的战斗。
红军集结了巨大兵力，包括骑兵第1和第2集团军，攻克了彼列科普的防御工事，冲入克里米亚。说实在的，并没有出现混乱不堪的景象。
10月16日，白军乘坐一百二十六艘船只秩序井然地离开克里米亚。他们留下了未炸毁的军用器材仓库和粮食仓库，认为这些东西能造福俄国人民。同样还留下了重伤员。约二万名军官不愿撤离。很快，按托洛茨基的命令他们被枪决，托洛茨基认为他们是危险的敌人。
克里米亚的这段光辉历史(更广泛点说：志愿军的光辉历史)产生了许多传奇，并被写进俄罗斯文学的许多优秀作品之中。
我们只引用一首由杰出的俄国白军侨民诗人尼古拉·图拉维洛夫写的诗歌。他以一个十八岁青年人的身份参加了国内战争，战争结束时是二十一岁的哥萨克大尉(少校)，后来移居巴黎，作为法国外籍军团的成员在非洲打过仗，出版过几本诗集。
克里米亚我们离开了克里米亚在烟雾和火花中，我始终在船尾对着自己的战马徒劳射击。而它游啊游，疲惫不堪，跟在高高的船尾后，它不曾怀疑，也不曾知道将与我永别。多少次在战斗中我们期待同生共死。战马游啊游，筋疲力尽，依旧相信着我的忠诚。我的勤务兵命中目标，水流微微泛红……正在远去的克里米亚海岸我将永远铭记。
战争以10月12日签订里加和平条约结束。根据这个和约，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西部地区都划归波兰了。(这种划归一直延续到1939年红军实施“解放远征”之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