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毛泽东颇有同感。他说，过去在讲到中国革命的错误时只讲自己犯了错误，没有联系到斯大林。但是，这并意味着斯大林一贯正确，他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出的主意，“有许多是错误的”。在3月2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首先发言说，历史上斯大林整了我们四次。
斯大林的错误一直被掩盖着，以致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苏联是没有错误的”。然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泄露后，“许多人惊讶不止”。用毛泽东的话说，“苏联不批评斯大林，我们就不好批评”。但现在可以讲了，关于斯大林的错误，他“和苏联朋友讲过，和尤金讲过”，将来见到了赫鲁晓夫，“也要对他讲”。
毛泽东把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所犯的错误归纳为四点：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斯大林支持王明，“把当时我们根据地的力量搞垮百分之九十，把白区搞垮了百分之百。”二、抗日战争时期，斯大林把王明从莫斯科派回来，王明从“左”倾转向搞右倾。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斯大林决定把中国“全都交给美国，给蒋介石”。四、“就是说我是半个铁托或准铁托”。
斯大林通过苏共控制下的共产国际直接对中国共产党发号施令，结果给中国革命造成很大损失。王稼祥对此有着深刻体会，他在3月19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说，苏联不仅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犯了错误，而且在中国党问题上也犯了错误。如立三路线，就“与斯大林有关”。尤其是王明路线，达三四年之久，“直接与斯大林有关”。
对此，毛泽东颇有同感。他说，过去在讲到中国革命的错误时只讲自己犯了错误，没有联系到斯大林。但是，这并意味着斯大林一贯正确，他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出的主意，“有许多是错误的”。在3月2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首先发言说，历史上斯大林整了我们四次。
接着，毛泽东讲了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如何不信任。斯大林说毛泽东是亚洲的铁托，这件事压在毛泽东心里达六年之久。毛泽东当然不会忘记1949年12月他访问莫斯科的时候受到的冷遇，用他的话说，“这两个月很不好受”。那个时候，毛泽东到莫斯科给斯大林祝七十大寿，但是，毛泽东此行的主要目的不在于祝寿，而是想同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没想到，斯大林不同意，因为“他对中国党是不信任的”。斯大林曾经把铁托看作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把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出情报局。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之后，斯大林又不把中国共产党人看作共产主义者，而是看作“属于铁托一类的人”，怀疑毛泽东是“半个铁托”。毛泽东当初“并不了解这个底细，而一心要同苏联签订一个同盟条约。”他到莫斯科第一次见到斯大林的时候，就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斯大林却采取了拖延的办法，一直不提这个问题。
后来，斯大林虽然改变了态度，答应签订新的同盟条约，但又讨价还价，从中国要了两块势力范围，还搞了四个合营公司，才把条约签了下来。所以，毛泽东一想起来“就有气”，说在谈判时苏联人表现出对我们不信任，“至少不完全信任”。中长铁路要中苏共管，旅顺口要做苏联海军基地，在新疆还搞了“什么合股公司”，对新疆和东北三省，斯大林是“不想放手的”。
针对赫鲁晓夫把斯大林的错误归结为他的个人品质，刘少奇明确表示，“不能把所有问题都算到个人迷信上”，也不能说是斯大林的错误是“个性粗暴造成的”。刘少奇还讲了1949年他去莫斯科的一些情况，他在莫斯科的境遇比毛泽东要好一些。所以，刘少奇说斯大林还有一点自我批评精神。他当着刘少奇的面承认不准中国打内战是不对的，甚至还赔礼道歉，坚持要“为中国党干杯”。
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所犯的错误一直让毛泽东耿耿于怀，加上斯大林性格的粗暴，所以，从情感上说，毛泽东对在见到斯大林之前，对他“就不怎么样”。
毛泽东承认，他不太喜欢看斯大林的著作，只读过《论列宁主义基础》、《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胜利冲昏头脑》等为数不多的几篇文章，至于斯大林写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章，那就更不爱看了。
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不是通过说服、解释去耐心地同别人合作，而是把他的思想强加于人，要别人无条件接受他的意见”。对此，毛泽东颇有同感。他说，斯大林跟列宁不一样，列宁能把心掏给别人，平等待人。斯大林却“站在别人的头上发号施令”，连他的著作里“都有这种气氛”。有了这种印象之后，毛泽东第一次见到斯大林的时候，“就更不高兴了”。在莫斯科那阵子，他同斯大林吵得“很厉害”。斯大林有脾气，有时冲动起来，会“讲一些不大适当的话”。
在3月2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共中央讨论了斯大林的问题。毛泽东毫不客气地批评了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所犯的错误，有些地方批评得相当尖锐。甚至连一些历史旧账都被翻了出来，有些事情还让毛泽东耿耿于怀了很多年。但是，这并意味着中共将斯大林的功绩一笔勾销了。毛泽东在同苏联驻华大使最初的谈话中曾强调：“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优秀忠诚的革命家。”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对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一棍子把斯大林打死”的做法，明确表示不赞成。他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犯错误是难免的，“特别像苏联这样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至于犯错误的原因，刘少奇认为，“主要是思想方法问题，主观主义问题，思想方法片面性问题，理论和实践脱节的问题。”
这当然不只是刘少奇个人的看法，4月5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在分析斯大林犯“某些严重错误”的原因时指出，斯大林在胜利面前骄傲了，不谨慎了，“他的思想产生了主观主义，产生了片面性”，所以，对某些重大问题作出了错误的决定，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社论有针对性地指出，“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
无论是“一棍子打死”，还是“完全错了”，其实都是指苏共“全盘否定”了斯大林。12月19日、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会议，讨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修改问题。会议指出，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错误是对的，但是，“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是错误的”。毛泽东特别强调，对斯大林要作具体分析：“第一，先讲他的正确方面，不能抹煞；第二，再讲他的错误，强调必须纠正；然后，第三讲实事求是，不能全盘否定，这叫做‘三娘教子’，三段论法。”毛泽东多次责怪莫斯科，不该“一棍子打死斯大林”。
实际上，赫鲁晓夫并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相反，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开宗明义地说，关于斯大林的功绩，还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写了大量的书籍、小册子和研究论文，已经有了足够的研究。而且，赫鲁晓夫还肯定了“斯大林在准备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中，在国内战争中，以及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赫鲁晓夫还不止一次地提到斯大林的功绩。在大会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再次强调：“斯大林过去对党、对工人阶级和国际工人运动是有巨大功绩的”。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政治报告中对斯大林的功绩只字未提，但在秘密报告中却多次提到斯大林的功绩。据他自己说，反对个人崇拜，其目的在于不要夸大某个人的作用，把他变成具有神仙般非凡品质的超人，斯大林就是“被过分夸大了”。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揭露斯大林那些鲜为人知的错误，无非是要降低“某个人的作用”。
但是，问题在于，苏共中央对斯大林批判的尺度并没有把握好，而且做得有些过分。所以，中苏两党在斯大林评价的问题上出现分歧也就很自然了。
4月6日，米高扬率苏联政府代表团访华。毛泽东明确告诉米高扬，中苏之间对斯大林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斯大林功大于过，对他要作具体分析，要有全面的估计”。
中共中央不反对苏共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而是认为在批判的同时就应该对斯大林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不能只讲错误，不提功劳，这就等于“一棍子打死”。其实，赫鲁晓夫也有他的想法。正如他在秘密报告开头所说的那样，这个报告“不想全面评述斯大林的生平事迹”，因为斯大林的功绩在“大量书籍、小册子和研究论文”中“已经进行了足够的研究”，所以，他在报告中就没有必要再谈斯大林的功绩了。可是，在中共中央看来，这样做显然不符合辩证法，怎么能只讲错误，不讲成绩呢？由于双方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就导致了对斯大林问题认识上的分歧。
从3月中旬到年底，中共中央在批评斯大林的同时，也肯定了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论在党内会议上，还是在会见国际友人时，毛泽东一有机会就谈斯大林的问题。4月29日，他会见拉丁美洲六个国家共产党代表，同他们谈了中共中央对斯大林的评价。毛泽东说，斯大林有正确的地方，也有不正确的地方。大体上，他是七分功劳，三分错误。如果说他八分好，二分坏，同志们不会通过。如果说他六分好，四分坏，更不会通过。总之，“否认他的正确的东西是不对的”。9月24日，他在会见南共联盟代表团时，尽管严厉地批评了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所犯的错误，但他依旧说了斯大林的好话。说到底，中苏两党围绕斯大林评价问题出现的分歧，就是指对斯大林错误的性质及程度的看法，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分量”问题。在毛泽东看来，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抖露”出的斯大林的错误，不过是“部分性质的、暂时性质的”错误，也是“可以纠正的”。如果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这就是他给斯大林的错误所定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