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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时错就错在一念之差，汪精卫就是一念之差死后背了骂名，另一位国民党总裁也差点投降日本，还好这一念之差守住了
摘自《民国春秋》
正文：
德国与日本、意大利结成反共同盟，它不仅公开支持日本的侵华战争，现在又极力劝诱和压迫国民党政府向日本投降。陶德曼向蒋介石转达日本所提出的7项停战条件，即：
(1)承认伪满、内蒙独立。
(2)扩大“何梅协定”，划华北为不驻兵区域。
(3)扩大“淞沪协定”，设非武装区域，上海国际共管。
(4)中、日共同防共。
(5)中、日经济合作，减低日货进口关税。
(6)根绝反日运动。
(7)尊重外国人在华权利。
蒋介石不敢全部接受，他对陶德曼说：“中国如同意日本的要求，国民政府将会被舆论浪潮所冲倒。我只接受‘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假定国民政府因日本采取的政策而倾倒了，则结果是共产党在中国占优势。”
蒋要求陶德曼对谈判的一切都不要公布。陶德曼表示：
“我仅仅是极秘密地通知中国政府。”
日军逼近南京，再次让陶德曼出面诱逼蒋介石。蒋氏面对全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的情况，不敢轻易拍板，便于12月2日召集军事长官会议，白崇禧、唐生智、顾祝同、徐永昌等人表示可以接受日本提出的条件。蒋又电商阎锡山，阎也表示赞同。于是，蒋介石便与陶德曼继续会谈，蒋氏表示：“中国政府愿以日本所提出的各点作为谈判基础。”
不料，日寇在战场上处处得手后，在原7项条件外，又增加了4项“亡人之国的新条件”，其中包括日军要在占领地域内建立伪政权和中国对日给予战争赔款等内容的苛刻条款。蒋介石这才明白，此时求和，无异灭亡，不仅外侮难堪，而内乱益甚，他若妥协，就会被舆论浪潮所冲倒。他遂表示：
“倭所提条件如此苛刻，决无接受余地。”
蒋又作出抗战姿态，于12月4日晚召集守卫南京部队师以上高级将领会议，作临别训话：
“抗战5个月来，虽然军事上是暂时的失败了，丧失了许多地方，但也给了日军以相当大的打击，使日军不能达到它速战速决的目的;也正由于我全体将士英勇抗战，获得了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同情和支持。南京是我国的首都，又是总理陵墓所在地，为国际观瞻所系，所以必须固守。守卫南京是一个伟大而光荣的任务，大家要在唐司令长官指挥下，同心同德，抱定不成功即成仁的决心，克尽军人守土卫国的神圣职责。现云南部队3个师，装备齐全，兵力充足，又有作战经验，不久就可到达武汉。我将率领这支部队从皖南方面来解南京之围。”
蒋介石于12月6日在宋美龄和端纳陪同下，在外国记者招待会上说：“南京危急!保卫南京的战事已经部署完成!”他声色俱厉，振臂高呼：“我庆幸有个忠心耿耿、自告奋勇守卫南京的大将唐生智，唐将军同进犯南京的日军拼命!”
蒋介石从记者招待会来到唐生智司令部，对守城将领们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何况我是军委会负责人!你们不要听信谣言，说中，日将要停火。这个仗我是要打下去的，人无分男女老幼，地无分东西南北，奋起抗战!一直把日本人驱逐出国境!我命令唐总司令负卫戍南京之责，把10多万军队交给他指挥，服从为军人之天职，希望你们同仇敌忾，万众一心，努力杀敌!”
唐生智表示：“孟潇等在此杀敌，义无反顾!请委座赶快离开南京。”
蒋介石作关切状：“孟潇!南京的一切，就拜托与你了，我一到汉口，一定把团结御侮的工作做好，请你放心。”
次日凌晨5时许，蒋介石乘坐“美龄”号机，在一小分队飞机的保护下，飞往武汉。
汪精卫写了《举一个例子》的文章，在香港《南华日报》上发表，证明蒋介石和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都没有拒绝过日方的“和平条件”，这同他的主张是一致的。汪精卫声称：“我因发表艳电，被目为主和，主和是我对国事的主张了，这是我一个人的主张么?不是，最高机关，经过讨论，而共同决定的主张。这话有证据没有呢?证据何止千百，今天举一个例吧!”
汪精卫接下来便公布了1937年12月6日的国民党国防最高会议第54次常委会的记录，把蒋介石和国民党内最高军政长官的主和细节，全部揭露出来，尤其是蒋介石与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谈判的情况，更披露无遗。汪精卫又笔锋一转，向蒋介石集团提出质问：“当德大使奔走调停时，国防最高会议诸人，无论在南京或在武汉，主张均已相同，何以当近卫声明时，又会主张不同，甚至必将主张不同的人，加以诬蔑，诬蔑不足，还要夺其生命，使之不能为国家效力。”
汪精卫的文章一发表，犹如一发冷炮，打得蒋介石暴跳如雷。蒋骂道：“余见奸伪之人多矣，但未有如汪之卑劣者。”他急忙赖账，并大造舆论，说这是捏造污蔑。但在一片叫骂声中，吴雅晖却泄露了天机，他在一篇题为《对汪精卫〈举一个例〉进一解》的文章中，指责汪“将国防会议记录披露，这就是泄漏外交军事秘密，律有明刑，而且他就是当时会议的主席，利用其自身职务地位，以泄漏秘密，处刑更严。”这就说明，汪文所据并非无中生有，而只是“泄露机密”而已。
蒋介石无奈，命戴笠又组织3个暗杀组，日夜兼程，开赴河内。
日伪对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拍手称快。汪精卫在南京开了庆祝大会，他说：“蒋介石盲目抗战数年，只做了皖南事变一件大好事!”伪国民政府宣传部发表谈话说：“救国必须和平，和平必须反共”，并呼吁重庆方面“明智之士”能同汪伪“同立于统一领导、统一国策之下，共同奋斗，使全面和平得以早日实现”。可见，皖南事变是日、伪、蒋勾结，共同反共的铁证。
苏联政府对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十分不满。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对国民党驻苏大使邵力子说：“苏联人决不做可使敌人快心的事。请问大使阁下，日本人对此高兴否?请转告贵国政府勿做敌人快心之事。”崔可夫在重庆向何应钦、白崇禧提出质问：“是否在和新四军的冲突中使用了苏联提供的武器?何以要打自己人，要屠杀自己的士兵和军官呢?”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对蒋介石说：“对中国来说，内战将意味着灭亡。”
美国总统特使居里在重庆对蒋介石说：“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获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助中国，中美之经济财政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英国发表评论说：“解散皖南新四军事件，只有日本最为兴奋。”
局势发展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之外。蒋介石在国内外一片责难声中和英、美、苏3国政府的外交压力下，突然发现，自己在政治上已陷入异常孤立和被动的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