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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1898年10月24日出生在湖南湘潭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读过两年私塾，因生活所迫，从10岁起就给富农放牛、在煤窑打工、到湘军当兵，在生死线上经过10年的挣扎磨练，终于养成一身正气，立志要为广大工农摆脱苦难而奋斗。1928年4月，时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五师第一团团长的彭德怀，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22日，他和滕代远等率领所部发动平江起义，成立工农红军第五军，任军长兼第十三师师长。随后长期担任我党我军的领导工作并作出重大贡献，是深受广大人民爱戴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赞誉他“颇具战略眼光”。彭德怀虽然在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遭到错误批判和撤职，“文革”动乱期间又被迫害致死，但他一再显示出的刚正不阿的崇高品质，不愧为共产党人的楷模，永远值得学习和弘扬。值此纪念彭德怀同志诞辰115周年之际，本文特向读者介绍几段鲜为人知的事迹。
致函中央管“闲事”
1928年秋冬之际，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处境相当艰危，先是在湘南的“八月失败”中严重受损；接着又遇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的第三次“会剿”，于1929年1月14日被迫撤离井冈山革命根据地，20日再次在大余遭到失利。处在这种危险的环境中，红四军前委一度准备分散活动，但又担心可能被敌人各个击破，因而并未实施这个计划。
这时，中共中央曾几次派人给红四军送信均未联系得上，对该部情况缺乏具体了解。1929年2月2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听取中央军事部部长杨殷关于朱毛红军为粉碎湘赣两省敌军“会剿”而撤出井冈山又遭到强敌尾追的报告后，讨论了红四军的行动方针，与会的多数人主张红四军应分散活动，军长朱德和党代表毛泽东应撤出，以减少敌人的目标。2月6日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议，继续讨论朱毛红军问题，同意中央军事部派人去找红四军。周恩来根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起草了《中共中央给润之(即毛泽东)玉阶(即朱德)两同志并转湘边特委的指示信》，2月8日经政治局会议修改通过后发出。中央的这封指示信，根据当时工人运动比农民运动低落的形势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布哈林的意见，强调了城市工作的重要性，对农村武装割据的作用和红军的前途，估计不足，着重指出“目前党的主要工作是建立和发展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主要的是产业工人支部)与领导工农群众日常生活的斗争和组织群众”。重申“中央依着六次大会的指示”，让毛泽东、朱德应有计划地将红四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以“避免敌人目标集中和便于给养与持久”。同时担心“朱毛两同志在部队中目标既大，徒惹敌人更多的注意”，要他们离开部队“速来中央”，以便“将一年来万余武装斗争的宝贵经验，贡献到全国以至整个革命”。
中央的这封指示信由福建省委转到红四军已是4月3日。毛泽东感到来信对形势的分析比较悲观，同红四军主力前不久在闽西大柏地诱歼敌军刘士毅旅的胜利形势很不协调，随即于4月5日召开红四军前委会议进行讨论，并以前委名义复信中央，批评二月指示“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但是在坚持斗争的方针上，同样承认了“城市中心论”的观点。信中说：“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的唯一关键，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之建立，大区域产业支部之创造，正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最大任务，但同时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苏维埃之建立，红军之创造与扩大，蛮是帮助城市、促成革命潮流高涨的条件。”基于以上对城乡关系的认识，信中尖锐指出中央“抛弃城市斗争沉溺于农村游击主义是最大的错误”，另一方面又指出：“畏惧农民势力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领导而不利于革命”，“也是错误的”。因此，明确表示不赞成中央主张将红四军分散的方针，而是要和蒋桂两派新军阀“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至于毛泽东和朱德两位红四军的主要领导人，要不要服从中央二月指示“脱离部队”，复信并未表明态度。但又觉得从党的组织纪律来讲，下级必须执行上级的决定。为此，毛泽东把自己的犹豫和困惑，在召开前委会议前告诉了平江起义后率领红四军到井冈山会师的彭德怀。
本来中央的二月指示与彭德怀无关，可是当他知道中央要毛泽东和朱德离开红军后，却“多管闲事”，明确表示这个决定有些欠妥，并且不顾自己在党内的资历浅，也不负有直接向中央写报告的使命，但是耿直的性格却驱使他主动向中央表明不同意见。于是，他在4月4日给中共中央的信中，首先报告了自己在平江起义后率领红五军在湘赣鄂三省边界转战的经验和教训，也汇报了引兵上井冈山和突围战斗的经过，并且如实分析了平江起义存在的缺点和红五军守卫井冈山失利的原因。接着强调说明：“在革命高潮时不宜分兵，分兵则气虚胆心”，“因红军不是本地人，又不全是好党员，即平均数时是好党员，到危急时也(想)不出办法，以致被消灭，这是非常危险的。”他认为“这种严重时刻，只有领导者下决心与群众同辛苦，同生死，集中力量作盘旋式的游击才能渡过难关，万万不能采取藏躲避政策。”他之所以这样说，实际上是有意识地表示不赞成中央要毛泽东和朱德离开红四军的主张，前委给中央复信中的观点就是吸取了彭德怀的意见。至于中央有没有收到彭德怀的信，现在无从查考。
1929年春天这段时间里，中共中央对革命形势和任务的认识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就在毛泽东给中央复信的前一天，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向忠发起草的中央给朱德、毛泽东的指示信时，周恩来说：朱、毛出来的问题，原则上是如此，但根据现在实际情况要写得活一些，红四军的行动方向问题，说得呆板了一些，不好困守到一个地方。4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经周恩来修改的给毛泽东、朱德的指示信。信中分析军阀混战的政治局势，辩证地说明：“军阀战争客观上应当是助长革命发展的一个条件，但他本身并不是革命高潮”，“以为有军阀战争就一定表示着统治阶级斗争要迅速的崩溃，这个观点是错误的”。从而进一步指出：“红军目前的总任务是：扩大游击战争范围，发动农民武装斗争，深入土地革命。”虽然当时中央还没有接到红四军前委4月5日的报告，但是已不再坚持要朱、毛离开红四军，只是说“润之、玉阶两同志若一时还不能来，中央希望前委派一得力同志前来与中央讨论问题。”由此表明，原先调朱、毛出来的决定，不再坚持执行。
创新整军获推广
1947年冬至1948年夏首先在西北野战军中开展的“新式整军运动”，就是一个突出的反映。即利用作战的间隙，采用“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争)的方法进行整军的教育。这是以阶级教育为内容的思想改造运动，也是一次有领导的大规模地发扬民主的运动，对于提高广大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和激发斗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对教育改造从国民党军队中俘虏过来的80万士兵转变立场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说，所谓“新式整军”就是彭德怀式、带兵活军的重大创造。“新式整军”方案的形式，彭德怀经历了一个很长的酝酿过程。对此，他多次回顾了这个过程：在青化砭战斗时(1947年3月)，即发现了严重的破坏群众纪律，打鸡杀猪，买东西少给钱甚至不给钱。于是，他所率领的西北野战军在青化砭战斗结束后大整纪律，蟠龙战斗胜利后又整纪律。然而，6月到达陇龙战役时，为烤干粮又损坏群众几百口锅，踏死青苗、马啃树皮仍是普遍现象，因此在环县战斗胜利后又整顿纪律一星期。三边战役后有10天休整，严肃纪律仍被列为重要课题。榆林战役后至沙家店消灭蒋军三十六师时，又发现纪律很坏，不只是在柏树牵过群众30多头毛驴，还发现有强奸者，迫不得已把一个19岁的侦察员枪毙了。彭德怀反复思考：为什么“经常”念着加强教育，提高阶级觉悟，实际上收效甚微呢？“其基本原因是缺乏真正的民主作风和真正的群众路线。”“只有经过诉苦和三查运动后，上述严重的恶劣现象基本上不存在了，部队中的气象焕然一新了，战斗力增强了，共产党在部队的威信才会大大提高，这就说明群众路线与民主作风整军的方针是正确的。”并且强调“我在西北战场上取得了一条宝贵的经验是‘新式整军’”。
那么彭德怀为什么会用诉苦和三查来进行整军呢？从《彭德怀自述》中的一段回忆可以看到这是来源于实际的启迪。“1947年12月中，撤围榆林，进行整训，一纵队三五八旅战斗中有一名四川人，是俘虏来的。深夜，一个人在野地，对着他母亲的神位，哭诉他母亲是怎样惨死的，仇恨国民党和当地恶霸地主，他参加了人民解放军，要如何为母亲报仇。一位连指导员悄悄在旁听着，他也有类似苦难，结果他们拥抱相诉相哭。我们抓住这件事，开了诉苦大会，把它当作运动来开展。”他又说：我军新老战士、干部，多数都有一本不同的血泪史，过去各不联系，不能成为同仇敌忾的阶级感情。诉苦大会普遍开展后，大会小会又紧密结合，一个人的痛苦，就变为大家的痛苦，大家的痛苦也就是每个人的痛苦。很自然地提高了阶级觉悟，凝结为阶级仇恨。大家认识到，只有打倒国民党政府，消灭其军队，建立人民政府，分田地，组织合作社，才能解放自己，消灭剥削阶级。接着，“又进一步查阶级，查出了一些国民党特务隐藏在人民解放军中，在坦白从宽的政策感召下，说出了他们的罪恶阴谋，这就进一步提高了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和革命警惕。查工作，查斗志，都问一个‘为什么’？有的工作好，有的勇敢，有的表现不好，不勇敢，多数是由于阶级觉悟不高，也有的是由于缺乏经验”。彭德怀总结说：对以上不同情况“认真加以分析，进行评比，然后转到练兵”。经过这种“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从而真正作出了官兵互教，共同提高。在这个基础上，又“采取民主选举，组织批准的办法”，来改进“对于干部的任务”，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他说：经过这次运动之后，部队的群众纪律好了，上下级之间、军民之间相互关系好了，这就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要是早找到这种形式，对争取俘虏加入红军，扩大红军的成绩要快要大得多。”
到1948年夏，彭德怀率领的西北野战军，又在诉苦三查的基础上开展了“四评运动”，即评斗志、评政策、评纪律、评工作。他指出：这样做使奖功罚过更加细致，民主作风和群众路线得到更进一步的推动。“从领导的重点来说，三查运动着重于暴露坏的，联系到表扬好的；四评运动是着重于表扬好的，联系到暴露坏的。”因此，更加有利于“发动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
紧急闯宫论战略
1950年国庆节前后，身为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彭德怀，一方面集中精力筹划着大西北的建设，另一方面也时刻关注着朝鲜战争的局势。早在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后不久，他就让军事秘书杨凤安上书店买来一幅朝鲜地图，挂在卧室兼办公室的墙上，并且每天向杨秘书询问朝鲜战场近况，用铅笔标在图上。尤其是得知美国侵略军在仁川登陆北犯，朝鲜半岛的局势发生了急剧逆转，更是坐卧不安。
10月4日上午，一架苏制伊尔-14型运输机降落在西安机场，中央办公厅警卫处的两个人，一下飞机就乘汽车直奔“西北军政委员会”办公大楼。彭德怀正在这里埋头审阅有关西北地区三年经济恢复计划，准备赴京向中央汇报，见北京来人，请他火速进京开会，连忙说：“我已接到北京的电话，是不是参加原先通知的汇报会？”来人回答：“我们也不清楚，周总理交待说，飞机一到西安，就马上接彭老总来北京，一分钟也不能停留，还要严格保密。”于是，他没有来得及回家向夫人浦安修道个别，便和随行秘书一起，收拾了一摞西北地区各单位报来的经济规划方案和调查报告，匆匆登机出发。
来到中南海“丰泽园”，周恩来出来迎接彭德怀，边握手边解释说：“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下午3时就开始了，来不及等你。”彭德怀随周恩来进入颐年堂会议厅，毛泽东对彭德怀说：“你来得正好，美军已越过三八线，现在政治局正讨论我国准备出兵援朝问题，请你也准备谈谈你的看法。”彭德怀由于来京之前集中思考的是如何开发大西北的经济建设问题，对中央召开军事问题的紧急会议没有思想准备，所以只是侧耳静听不同主张的发言。毛泽东最后说：你们讲的都有道理，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当天晚上，彭德怀怎么也睡不着，一会儿躺在床上，一会儿又坐到地毯上，反复思考着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讲的那些话，最终决定拥护毛泽东出兵援朝的英明决策。
第二天上午，毛泽东约彭德怀单独面谈，告诉他中央书记处关于出兵援朝的意见，同时说明原来准备林彪率军入朝，但林彪不赞成这项决策，加上过分看重自己的常胜经历，害怕战败，藉口有病不能受命。因此，“我们的意见，这担子还得你来挑，你思想上没有这个准备吧？”彭德怀爽快地回答：“要说思想准备么？确实一点也没有，但我服从中央的决定。我还不服老呦。”
10月5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开会讨论是否出兵援朝问题，仍有两种截然相反的主张。彭德怀在发言中明确指出：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输了，最多等于解放战争胜利晚胜利几年。可是，如果让美军摆在鸭绿江边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如果让美国占领了朝鲜半岛，将来的问题更复杂，所以迟打不如早打。听了彭德怀的慷慨陈词，周恩来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毛泽东最后宣布：我和恩来、少奇、朱老总等同志商量了一下，想让彭德怀同志率兵出征。我们也和彭德怀同志说了，他慨然允诺。好吧，德怀同志，我感谢你，中国人民感谢你，你是临危受命啊！
10月8日，毛泽东发布《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正式任命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0月19日，美军和南朝鲜军队向北进攻，占领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都平壤，并兵分多路向中朝边境加速推进。当天晚间，彭德怀令中国人民志愿军共分三路悄悄地渡过鸭绿江，开始了英勇的抗美援朝战争。为了便于彭德怀指挥战斗，保证战争的胜利，毛泽东或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去了大量有关作战部署的电报，结尾通常都是“按情况酌定”这样的语句，给予彭德怀极大的信任和自主处置权。彭德怀则是积极领会中央的战略意图，同时充分发挥自己因时因地作战的能力，接连取得了三次战役的重大胜利，把侵略军赶回三八线以南，攻占了南朝鲜首都汉城和美军的补给基地仁川港。
1951年初，美国为了挽救接连失败的局势，急忙从欧洲及其本土和日本抽调兵力补充朝鲜前线，从1月25日起发动反攻，以夺回汉城为主攻方向。对此，毛泽东于1月28日指示彭德怀立即发动第四次战役，向南打下去。在他看来，再打一仗，大局可定。战役之初，志愿军集中五个军进行反击，歼敌2.2万人，其中大部分是朝鲜李承晚的部队，小部分是打着“联合国军”旗号的法国、比利时、卢森堡的混合部队，美军只损失1个多营。从志愿军方面来看也有较大伤亡，再加上前三次战役已经减员近10万人(占入朝作战部队1/4)，特别是大踏步向南推进后，补给长达500公里，4/5没有空军掩护，粮食弹药早已发生严重困难，士兵疲惫不堪。从国内前来轮换的部队还远在鸭绿江边。在这种情况下，还要不要继续向南打下去？能不能一下子把美国侵略军赶下海？彭德怀产生了不同的思考。他心急如焚，深感战场的情况用电报难以说清，于是决定赶回北京当面向毛泽东汇报。
彭德怀于2月20日晚乘吉普车踏上归途，经安东时换乘中央军委派来的专机，21日午后刚降落北京西郊机场，就急忙乘车直奔中南海。不巧，毛泽东当时住在西郊静明园，彭德怀又要司机折返西郊。当他火急火燎地进入静明园时，毛泽东正在睡午觉，秘书和警卫人员劝彭德怀等一等。他面色严肃地大声说道：“我有急事向毛主席汇报！”随即推门进入。毛泽东事先收到了彭德怀要回北京的电报，刚才又听到他的大嗓门，立即起床边穿衣服边打趣说：“只有你老彭才会在人家睡觉的时候闯进来提意见。”接着又问有没有吃午饭：“你老不吃饭，我就不听汇报。”
彭德怀只好“奉命”到食堂匆匆吃了几口，立即返回向毛泽东详细汇报朝鲜战场的现实情况，强调说明从实际出发不可能取得速胜。他说：我军现在是出国作战，与在国内作战突出的不同之处有五：(1)兵员补充不能取之于敌。抓到的敌人俘虏不能补充自己，也不能就地动员朝鲜青年参加志愿军。志愿军伤亡很大，不能及时得到补充，战斗力也就越来越消弱。(2)敌机轰炸，道路和车辆毁坏严重，物资得不到及时补充。即使缴获了敌人的装备，因缺乏技术人员，不能使用，几乎全部被敌机炸毁。(3)部队越过三八线作战，正是严冬季节，朝鲜半岛东西两面是海，寒风袭人，东线更冷，战士衣服单薄，有的连鞋袜都没有，大量生病和冻伤。(4)几十万志愿军得不到充足的粮食供应，更得不到新鲜蔬菜，经常发生断炊现象，指战员靠的是一把炒面、一把雪坚持作战，营养不良，体力下降，许多人得了夜盲症，严重影响作战行动。(5)我们现在一无空军掩护，二无足够的高射火炮，运输车辆大部分被中途炸毁。第一次和第二次战役，一个多月共损失汽车780多辆，真正能够送到前线的物资粮食为数很少。我们如不能有效地保障后方的交通运输，是无法坚持长期作战的。毛泽东听了彭德怀的分析，觉得很有道理，略作沉思即明确表态：“中央对志愿军在朝鲜前线的困难处境很关心，根据现在的情况来看，朝鲜战争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胜。”这就表明毛泽东开始改变最初确定的“迅速消灭敌军，把美国人赶出朝鲜半岛”的战略方针。彭德怀在后来追述这次谈论时写道：“这次主席给了抗美援朝战争一个明确的指示，即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这就有了一个机动而又明确的方针。
根据毛泽东这次谈话的精神，2月25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和彭德怀共同召集中央军委各总部负责人开会，讨论各大军区部队轮番入朝参战和如何保障志愿军物资供应问题。26日，两人进一步商讨在朝鲜作战的方针性问题。随后，中央军委对加强志愿军第一线兵力和后勤供应问题作出重要决定：凡国内的部队都要轮番到朝鲜作战，这样既可替换第一线部队休整，又可锻炼部队，提高全军现代化作战指挥能力；将刚改装的空军和高射炮部队开赴朝鲜北部掩护后方交通线，再向苏联购买几十个师的武器装备；调用国内各种物资大力支援前线；由国内几个大城市为志愿军制作炸面和罐头食品；号召国内各行各业增产节约和捐献购买飞机大炮。这些措施对减少志愿军的困难，增强战斗力起了巨大作用。彭德怀重返朝鲜战场后，依照毛泽东授予的机动处置权以及同周恩来商定的新的作战方针，适应战争形势的变化，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指挥中朝联军成功地阻止了“联合国军”的进攻，歼敌7.8万人，取得了第四次战役的胜利，双方对峙的区域又回到了三八线附近。从4月22日起又发动第五次战役，扬长避短，积小胜为大胜，一共歼敌8.2万人，迫使“联合国军”不得不转入战略防御，并积极谋求停战谈判。
不顾阻挠讲实情
从1958年起，我国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党在继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进程中作了新的尝试。5月举行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8月17日至30日，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讨论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当前的工农业生产、农村工作，以及财贸、教育等一系列问题，相应地制定了40个文件。会议对国民经济形势特别是农村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估计。
北戴河会议后，各行各业齐动员，很快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和高征购等泛滥成灾，不仅“以钢为纲”导致工业生产全面紧张，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而且农村中发生了隐瞒产量、分散财产、砍伐树木、宰杀牲畜等不正常现象。这种情况使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开始冷静下来认真思考，并分赴各地调查研究。
身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的彭德怀，从1958年10月15日至11月8日，在视察西北地区军队工作的同时，也考察了地方上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有一天晚上，敦煌县委副书记刘孟普向他介绍情况说：这里是全县组成一个人民公社，8万人口分8个大队。贫民最积极，乐意把所有的生产资料都交给公社，不要任何代价；中农有些被迫，很勉强；富农的生产资料不愿全部交出来，有的把猪羊藏起来，有的把毛驴杀掉。听到这些，彭德怀担心地说：“你们一县一社，不一定是方向。公社并非越大越好，主要是看对发展生产有利没利，超越现实条件就不能算是先进了。在由高级社合并成公社当中，要注意到避免发生破坏生产资料的现象就好了。”
同年12月15日至29日，彭德怀又到湖南、江西、安徽等地进行调查。16日，他在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陪同下，来到湘潭县乌石大队彭家围子所在的卫国人民公社。当晚没有住招待所，而是住进了自己的旧居，乡亲们都来看望。在连夜召开的公社和大队干部座谈会上，当有人谈到今年粮食大丰收，吴公塘生产队亩产过千斤时，他没有轻信。而是立即同干部们步行来几里外的吴公塘田边，打着手电筒，蹲下身去拔起一兜禾茬，亲自数着有多少株稻秆，每个穗上大约有多少颗稻谷，细心推算着每亩地的产量，然后对陪同的干部说：“我最近看过不少地方，有的讲亩产几千斤、上万斤，吹得很厉害。老实说，我是有怀疑的。我们当干部的，办事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搞浮夸。”第二天，彭德怀又去看了公社炼铁厂，公社干部告诉他出了640多吨铁。事后，他跟公社干部算了算账：为了炼那么一点铁，集中公社、大队的全部劳力和原材料，丢开农业生产让稻谷烂在地里；为了解决燃料问题，拆毁了社员许多住房，砍了大片山林；为了搜集原料，不惜把社员的农具和做饭用的铁锅都砸了……这是多么大的代价啊！彭德怀通过对家乡的考察，对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有了更清晰的了解，也增加了更大的疑虑。他对干部和社员说：“过去技术落后，民间需要制造农具才用这种小土炉炼铁。现在大规模炼铁也这样搞，看来不是好办法。”
接着，彭德怀和周小舟来到毛泽东的故乡韶山公社，所见所闻与乌石大队大同小异。随后又去自己30年前举行武装起义的平江县考察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情况，有一位当年负伤致残的老红军战士，看到老领导回来非常激动，从人群中挤过来悄悄塞给他一条纸条，上面写着“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彭德怀看后更加感到问题严重，事后在笔记本上写道：“这是群众多么沉痛的呼？”下决心要在党的会议上反映实情和民意。
在彭德怀接连西行、南下调查的前后，毛泽东也去河南、湖北、安徽等地进行调研。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回到阔别了32年的故乡韶山，看到父老乡亲依旧是麻衣粗布，一脸菜色，心情十分沉重。在干部和社员的座谈会上，又听到了纷纷反映基层干部瞎指挥、强迫征粮、打人骂人等问题。有人还特地批评公社化运动中取消家庭的荒唐做法，直言不讳地说：“历来是各家各户，夫妻一起居住，互相照顾。现在男女要分开，像个什么世道？”
为了纠正已经觉察的错误，从1958年11月到1959年6月，毛泽东和党中央先后开了6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或中央工作会议，着手解决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制止“共产风”的泛滥。强调必须划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两个历史阶级的界限，以及集体与全民两种公有制的界限，肯定现阶级还是社会主义，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体所有制，而且必须下放权力，实行公社、生产大队(相当于原高级社的规模)与生产队三级所有、三级核算的体制，以生产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二是纠正高指标的歪风。降低工农业生产的计划指标，一再提出计划要留有余地。以上两方面的纠错，收到了一定效果，但未能从根本上触及经济工作中“左”的指导思想。
1959年春，为了检查和讨论人民公社整顿中提出的问题，确定当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中共中央于3月25日至4月1日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彭德怀把在湘潭县乌石大队、韶山公社和平江县等地调查发现的问题做了详细汇报，严肃地指出：大家不要以为我的话说重了，过火了，“大跃进的政策从根本上讲是不是错了呢？我看是错了！”并且强调：错的东西光在会上说说不行，如不采取措施改正过来，其结果不光是影响到军队无法落实战备训练，更严重的是影响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到那时候，恐怕人民就不会相信你共产主义了！
毛泽东听了彭德怀这番刺耳的发言，深深地感到不安。一方面，他意识到由于“头脑发热”，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发生了不少错误。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指引下开展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是三面红旗，没有错，必须坚持，不容否定。于是，他在会上的讲话中作了辩驳，针锋相对地指出：一些同志所说的问题，我看仅仅是枝节问题 ，仅仅是底下同志贯彻不力的问题。又直呼其名地阻止说：“德怀同志，你总是管军队的嘛，不应该干涉那么多。干涉太多，别的同志怎么看？怎么干嘛？工农业、经济上的问题，也不能像你所说的那样去解决。过去有个杞人忧天倾，我看，现在你是要来个‘武人忧人倾’啦！……”彭德怀听了毛泽东的话，感到难以接受，但努力克制着没有进行争辩，以免影响领袖的威望。毛泽东则进一步作了关于工作方法问题的讲话，强调“一个人有时胜过多人，真理在(他)手里，不在多数人手里”，强调全党“要服从领导”。
1959年7月，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亲自动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3600多字的信，共分两个部分：“甲，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他说：1958年工农业总产值、农副业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各国从未有过的”，“突破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规”；通过大跃进，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在这个大前提下，信中也指出1958年的基本建设有些项目过多过急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资金，这是一个缺点。信中同样肯定人民公社化“具有伟大意义”，同时也指出“在所有制问题上，曾有一段混乱，具体工作中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全民炼钢铁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这是“有得有失”。“乙，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信中说，1958年的缺点错误有一些是难以避免的，如对社会主义建设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接着陈述了自己对1958年发生“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的意见，批评大跃进的速度“太快了”、人民公社“办早了”，并尖锐地指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的长期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他还批评了“在有些同志看来，只要提出政治挂帅，就可以代替一切”的错误观点。在结尾他还特地说明“这是写给你作参考”的。
然而，毛泽东却错误地判定彭德怀的这封信是向党进攻，是冲着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来的。会议讨论过程中，许多同志对信提出质疑或表示反对。但是，也有黄克诚、周小舟、张闻天等不少同志赞同信中的观点。
毛泽东在沉默和观察了几天之后，7月23日在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严厉指责彭德怀的“意见书”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纲领，致使会议形势大变，原先的纠“左”急剧转变为反“右”。从此，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并且从现实的“错误”到算他的历史“旧账”，还追查他的所谓“里通外国”的背景，同时还把与彭德怀同样观点的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一并作为“反党集团”来斗争。8月16日，在庐山接着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又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会后，立即在全党开展了反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给党和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多方面的惨痛恶果。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把相当数量敢于实事求是讲真话的同志错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经济上，中断了纠“左”的进程，使高指标等“左”倾错误更加严重地发展起来，并延续了更长的时间。在理论上，“反右倾”斗争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进一步发展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观点。在组织上，由林彪接替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并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为这个野心家阴谋家投机钻营提供了条件。
庐山会议错误转向，还有深刻的社会主义历史根源：一是在坚持“三面红旗”伟大正确的前提下来纠“左”，必然会把触及指导思想的尖锐意见当作“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来反击。二是把彭德怀的善意批评与国际上的反华活动牵强附会扯在一起，从而错误地当作“里通外国”的政治事件来对待。三是多年来的个人崇拜，使党内“一言堂”、“一边倒”的歪风盛行，致使把正常的不同意见当作反党活动来反对。这些付出了沉痛代价的教训，值得认真反思和牢记不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