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流转，又一个甲午年。
在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之际，日本国民更多的是不理解。他们不理解为什么作为学生的日本，要对自己的老师——中国大动刀戈。据《明治大正见闻录》里记述，甲午战争开战那年，家住上州沼田的生方敏郎正好12岁。他家里有一道被视作珍宝的中国屏风，他家乡一年一度的夏日祭的山车上，高立着刘邦、项羽等中国豪杰的等身人像，他一直被父母和老师教授的是汉文典籍。他不明白日本为什么要与这样一个国家为敌。“当时的日本人，可没有谁敢自负说要比过中国人，我们只奢望不要太落后于中国就好了”。
在东京出生的作家谷崎润一郎也是如此。他在回忆录《幼少时代》里写道：“有一天，我在饭桌上问父亲日本为什么要对中国开战，父亲一边喝酒一边长篇大论的解释。可是不论父亲怎么说，我都无法点头称是。”
然而,从这场甲午战争后，日本人的意识形态发生巨变，从谦卑、自矜逐渐膨胀成傲慢、自大，对中国、朝鲜也萌生了歧视心理。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驱者、评论家荒畑寒村在《寒村自传》里记述，“在(甲午)战前，在日华人相当地受欢迎，在横滨卖衣服的来自中国的人，可比在横滨卖药的来自富山的日本人更受优待。”然而战中，“各地上演的甲午战争剧目里，扮演中国士兵的日本舞台剧演员一登场，就有观众向其扔花生壳和桔子皮，有的演员忍无可忍，甚至在舞台上对着观众大喊，‘我们也是满怀爱国心的日本人。’”
日本明治时期著名的基督教思想家内村鉴三在《日清战争之义》中认为：日本和中国分别是“代表新文明之小国”和“代表旧文明之大国”。在他看来，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目的有三个：其一是“使支那惊醒”，其二是“使其知吾之天职”，其三是“使其与我合作从事东洋的改革。”
曾任日本外相的陆奥宗光在《蹇蹇录》里也说，开战后，日本各大报纸都争相刊登有关战事的报道，这些报道里“过度地夸大清国官民的短处，满是谩骂诽谤，以不堪入目的词语毁谤李鸿章的身份。”日本媒体的这种做法无疑是煽动了日本国民对战争的热情，也催化了民族偏见。
信夫清三郎在《日本政治史》一书中指出：日清战争(甲午战争)终于统一了日本的国民：“日清战争在使天皇‘君临在每个国民心中’的同时，也在‘每个国民心中’确定了‘臣民’意识。三国干涉则使国民的统一进一步加强。”显然，甲午战争前后，近代日本以臣民的方式形成了“国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