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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与陈璧君
作为国民政府的最高行政中心，行政院处理的都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但偶尔也有一些意外的插曲。
在汪精卫担任行政院院长期间，汪精卫请了自己的连襟褚民谊出山，做自己的秘书长。但是，褚民谊天生就不是吃政治饭的人，他本是学医出身，之前曾是一名优秀的医学教育者，当了行政院秘书长后，这个十足的外行常常糊里糊涂，犯一些低级错误。
一次，汪精卫在批阅文件的时候发现这位行政院秘书长竟然连呈文和公函都分不清楚，公文写得也是错误百出，于是把褚民谊叫进来臭骂了一顿。可褚民谊却搞不清楚自己错在哪里，他把汪精卫抛得四处都是的文件捡起来，反复端详，觉得并无不妥。看到自己的妹夫可怜巴巴的样子，汪精卫只得无奈地让他自己回去慢慢找，找不到就不要再来了。褚民谊又急又怕，回到自己办公室左查右找，最后还是在自己秘书的帮助下才明白这个错误。
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褚民谊居然让汪精卫这位行政院长出了个大丑。在一次行政院的例会上，汪精卫久久没有出现，先来的几位部长早就等得不耐烦了，可又不好发作，只好让秘书长褚民谊去找。褚民谊带人找遍了整个行政院也不见汪精卫的踪影。正在他们不知所措的时候，忽然听到厕所里传来一阵急促的敲击声，等赶到那里一看，原来是汪精卫被关在厕所里出不来了。
原来行政院最近装修了一下，可是这位秘书长收了贿赂，所以对装修质量毫不关心，没想到偷工减料居然减到了厕所的门锁上，更没想到汪精卫成了第一个受害者。满头大汗的汪精卫看着围拢过来的部长们脸上幸灾乐祸的样子，气得连会也不去开了，转身便走。
这件事成了行政院最大的笑柄，以至蒋介石集团后来攻击汪精卫任人唯亲、部下无能的时候，就拿褚民谊的事情来做例子，以说明汪精卫在执政能力上的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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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学而优则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知识分子恪守的政治信仰。青少年时期形成的这种政治性格，随着他党内地位的不断升迁和时势的变换，驱使其政治欲望水涨船高，欲壑难填。然而，由于汪精卫少年时期丧母丧父，其长兄对他管教极严，又形成了他外表谦和而心地狭窄、懦弱自卑而又要出人头地的矛盾性格。这种先天的重文轻武、懦弱有余、刚毅不足的性格，成为其“问鼎”政治、屡屡败北的致命弱点。孙中山晚年批评汪精卫“长于调和现状”和容易被软化，可谓一语中的。在汪精卫的政治生涯中，他上台下野，离国韬光养晦，养病治病成为他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他的病，一方面是身体确不健康，但更主要的是他性格软弱，无担当，在同各派军阀政客纵横捭阖的争斗较量中，遇到不能解决的难题时所采取的一种搪塞策略。
汪精卫虽没有当领袖的能力，却有极强的领袖欲念。在其从政生涯中，陈璧君对他产生了极大影响。陈璧君生于南洋富商之家。从小受到父母宠爱，一呼百偌，众星拱月，形成了个性率直、作风霸道的性格，有浓烈的指挥欲和统治欲。特别当她与汪精卫结合，感受到汪性格上的弱点后，更加恣意任行，甚至以保护人自居，对汪精卫的行动横加干涉。长此以往，汪精卫面对雌威，养成了惧内的习惯。汪精卫曾坦言：“陈璧君不但是我的妻子，而且是老同盟会员，许多事在我没有考虑她的意见之前是很难做出重大决定的。”熟悉陈璧君的旧人回忆：就汪精卫来说，她是事业与生活的劫持者，汪精卫在公在私，所以做了许多反情悖理的事情，她不能不负相当的责任。汪精卫的事业，多半也是由她支配。所谓党国的建国大事，她要过问，甚至汪精卫要会客，也要由她许可。陈公博曾与陶希圣谈论汪夫妇关系，“汪先生没有璧君不能成事，没有璧君亦不致败事”。在开展“和平”运动和叛逃问题上，她不仅越俎代庖，代汪表示“只要日本御前会议上承认汪先生出来领导‘和平运动’，汪先生是愿意出来的”。而且在汪精卫犹豫不决时又力排众议，极力主张离开重庆。她对汪久居蒋之下的政治地位强烈不满，甚至对汪精卫发出“难道当汉奸也坐第二把交椅吗”的质问。正是由于陈璧君的积极推动，汪精卫终于下决心脱离抗战阵营，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