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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古
1931年10月，年仅24岁、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博古，由于坚决拥护和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一跃而成为临时中央政治局的负责人。
博古，原名秦邦宪，字则民，1907年生于江苏无锡一个书香世家。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11月，党组织派博古到苏联学习。
这年12月，博古从海参崴登上了去莫斯科的列车。火车穿越一望无际的西伯利亚，到处是白茫茫的草原和树林，到处是严寒和冰雪，但博古的心里却是热血沸腾，一想起克里姆林宫上空的红星，他就想大喊大叫上几句。最后凭着顽强的毅力，博古战胜了严寒、饥饿和孤独，终于来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在中山大学，他取俄文名“博古诺夫”，这便是化名“博古”的由来。
当时，中山大学的教授多数是托洛茨基派，第一任校长卡尔·拉狄克就是托洛茨基派的拥护者。博古一行人到校后，正值拉狄克讲中国革命运动史的课。博古头一次从拉狄克的嘴里听到沙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心和晚清政府的无能，认为拉狄克是位了不起的校长。
但不久，拉狄克因卷入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的权力斗争旋涡，丢掉了校长职务。原来的副校长、时年26岁的米夫接替了拉狄克。上任伊始，米夫就在学校里建立了中国问题研究所，把托洛茨基派的教授一律免职，十分器重和信任他的中国弟子王明。
博古在苏联学习工作了4年，大大提高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增强了为共产主义理想献身的坚强信念和为中国革命事业奋斗的信心与勇气。但由于他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回国后，特别是在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期间，把学到的一套苏联革命的经验和理论，生搬硬套地推广到中国革命中去，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失。1945年，博古回顾在苏联学习的情况时说：
“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也就是在这个时期种上根。”
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博古的一大“收获”就是结识了比他高一班的王明等人，并以王明为核心，形成一个由博古、凯丰(何克全)、何子述、洛甫(张闻天)等28个中国学生组成的小宗派，号称“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通过王明，博古还结识了米夫。
博古是一位天生的宣传鼓动家，声音响亮，配上大幅度的手势，演讲极富煽动力。而他的热情奔放也很快赢得了米夫的喜爱。
1930年5月，博古回国。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是向忠发，但实际负责人是李立三。出于对中国革命现状的估计过高，李立三于这一年6月11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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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9日，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举行政治讨论会。博古第一个站出来批评李立三，接着何子述、王稼祥等一一发言，矛头直指李立三的“左”倾路线。最后，王明做了长篇发言，声称李立三犯了“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混合错误”。
原来，从苏联回国不久的王明野心勃勃，早就想取代李立三，便事先与博古等人商量好，借机发难。
然而，大权毕竟还是掌握在李立三的手中。
几天后，向忠发出面找王明、博古等人谈话，宣布对他们纪律处分，这反倒使博古跟王明贴得更近了。
几个月后，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来到上海，王明立即得势。不久，中共中央迫于米夫的压力，取消了对王明、博古等人的处分。
1931年1月7日，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一步登天，当上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曾与他“共患难”的博古自然受到重用，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总书记。随后，王明在远赴莫斯科前，把博古推上了中共中央总负责的宝座。
王明让博古负总责，而不让他担任总书记，可谓用心良苦。其一，博古既是王明在中山大学的同学，又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骨干分子。其二，博古时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总书记，资历浅，斗争经验少，对共产国际和王明又忠心耿耿，这非常有利于王明遥控指挥。其三，王明一旦从苏联回国，仍可以名正言顺地坐上总书记这把交椅。
于是，博古在中共党史上创下了两项迄今未曾打破的“纪录”：第一，他被指定为中共中央总负责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这样的“跃升”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第二，他当时不过24岁，是中共历史上最年轻的领袖，人称“中共中央的小伙子”。
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里，是这样介绍博古的：
博古是我遇见过最有风度、有趣的中共领导人之一，也是政治局最年轻的成员。他个子较高，身材瘦长。确实，他总处在极度兴奋之中，动作急促而不协调，常常爱神经质的哈哈大笑，他的牙齿前突，眼睛外鼓，特别是透过深度近视眼镜，眼球好像向外突出。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尔爵士称他是“怪人”。他喜欢打网球，打扑克，他总是理着很短的寸头，好似一把硬刷子在头顶，他头脑反应很快，也许比周恩来还要敏锐
果然，王明的眼光不错，博古作为“总负责”，确实非常忠实地执行他的路线。博古有个外号叫“黑面木偶”。这是由于他动作幅度大，显得有点僵硬而得名。此时，他也确实有点“木偶”的味道一举一动都受着身在莫斯科的王明的遥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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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的指示传入苏区主要是通过派“钦差大臣”及连接“上海瑞金”之间的红色电台。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加紧“围剿”，并对处于白区的中共党组织进行疯狂地搜捕，设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面临日益危险的困境。
1932年11月，国民党中统局上海行动区正式成立，特派员史济美(化名“马绍武”)坐镇上海，以侦破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秘密机关为行动目标。中统局上海行动区逐日向南京递送《每日情报》，报告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的一举一动。
为此，中共临时中央规定了严格的联络暗号。白天，只有阳台上放着一盆作为暗号的红色的花，夜晚那间亮着灯光的房间的窗帘拉开一角泄出亮光，这才表明是安全的，可以进入联系。
在王明去了苏联后，周恩来、张国焘、项英、任弼时等人也相继奉命去了苏区，留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成了空架子，经常在那里值班的只有博古和洛甫两人。
1933年初，临时中共中央在上海越来越难以立足，遂决定迁入中央苏区。临行前，博古在上海另行组织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作为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由康生负责领导白区的工作。随后，博古与陈云一起，在秘密交通站的护送下，通过国民党的严密封锁，历经艰难曲折，进入了中央苏区。
1月初，当博古一行来到福建上杭时，正遇上在这里开展游击战争的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当博古得知中央苏区对中央精神没有及时传达时，已心生不快。又听到罗明强调苏区的革命战争要与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时，更为恼火：这不是同中央唱对台戏吗？初次见面，就埋下了日后反“罗明路线”的伏笔，也使博古对毛泽东心生不满。
1月19日，博古抵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至此，临时中央全部由上海迁到苏区。
中共临时中央迁入瑞金后，原有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最初，两者并存了一段时间，有时下达的文件联名署“中共中央局、中共苏区中央局”。到了1933年6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字样消失了。这样，周恩来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的职务，也就随之消失。博古成为中央苏区的最高首长。
随着博古的到来，距瑞金城西五公里的沙洲坝，一时热闹起来。博古看中那里下肖村的一幢杨姓私宅，作为中共临时中央的机关所在地。这幢房子建于1897年，占地1100多平方米，土木结构，红漆描金，古画装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