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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7月4日，马兰峪镇的居民们发现所有通往东陵的道路，都被打着青天白日旗号的武装士兵占据。道路的正中央竖立着一块牌子，上书东陵即将开始一场军事演习，在此期间严禁一切非“本军”人员进入，落款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司令部”。
对于生活在战乱年代的马兰峪镇居民来说，军队的更替像走马观花似的，这昨天还是张宗昌的军队呢，现在就被国民革命军“光复”了。那么明天呢？所以他们虽然感到奇怪，但心里都想着只要忍受几天，等到“国军”走了，一切就都恢复正常了。就这样，他们在隐隐回响的枪炮声中度过了特殊的七天。然而等到7月11日军事演习结束、国民革命军第12军撤离时，马兰峪镇的居民们才发现，东陵已经遭到洗劫，大量随葬珍宝也早已不翼而飞。
事情发生后全国哗然，溥仪等清朝遗族个个“失魂落魄、嚎啕大哭、悲痛万分”。溥仪还电请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平津卫戍总司令阎锡山、河北省政府主席商震，强烈要求缉捕盗墓元凶、严惩罪犯，追回被盗珍宝，并修缮被盗掘的陵墓，重新按照墓内遗骸。此即震惊全国的“东陵盗宝”案。
一、由绣花鞋引发的案情
东陵，位于河北省遵化县马兰峪镇，建于1661年，占地面积2500平方公里，先后埋葬有清朝的5位皇帝、15位皇后，及其他王公贵族等157位不同身份地位的人，至于埋藏的奇珍异宝更是不计其数。可在辛亥革命之后，东陵已经不复昔日帝国的盛景，大小祭祀仪式也停办多年。到处都是殿宇倾颓、缺乏修缮的房屋，以及被肆意砍伐殆尽的树木残骸。
盗宝案发后，公众对于主谋是谁展开议论。有说是曾驻防该地的直鲁联军所为，也有说是举行军事演习的国民革命军第12军，有人甚至还指出军长孙殿英就是主谋。然而种种指责都查无实据，阎锡山则再三强调国民革命军是一支遵守纪律的革命军队，断然不会做出如此龌鹾勾当。
那么事情真如官方所言吗？
就在案发不久，一名贵妇在北平前门外电影院内引起了关注。原因是院方熄灯时，贵妇所在包厢突然光芒四射，吸引了场内所有人员的目光。经查，光线是从贵妇所穿之绣花鞋上的两颗珠子发出，有识货的人当即推断此为夜明珠。事为在场的北平侦缉队员获悉，当即将此联系到东陵盗宝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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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发后，侦缉队长马玉山亲自主持，经数天调查确定妇人之夫为第12军第5师师长谭温江，且该师长正与北平琉璃厂的古物商黄百川联系出售珠宝。马玉山随即派人搜查谭温江下榻的六国饭店住所以及黄百川的尊古斋，搜出价值约十万元的珠宝。经专人核实，所查珠宝及谭氏绣花鞋上的夜明珠皆为东陵失窃宝物。8月3日，经北平警备司令部批准，谭温江和黄百川被正式逮捕。经审问，谭、黄两人皆对贩卖东陵宝物一事供认不讳。随后，《中央日报》、《新晨报》皆作了跟踪报道，曾任孙殿英中校秘书的李鸿庆、上尉参谋的王永江也都在八十年代对此事的案发原由写有专文回忆。
就在谭温江被捕的同一天，一个叫张歧原的人也在青岛被捕。青岛警方当时觉得此人形迹可疑，随即上前盘问，结果搜出26颗珍珠。事发后，青岛胶澳商埠警察厅长王庆堂亲自审问，得知张歧原曾是12军军部的随从兵，参加了东陵盗宝，并偷藏36颗珍珠跑到天津，将其中10颗转卖，随后准备经青岛返回老家安徽，不料落网。
张歧原只是一个参与者，但是他却交代出了一件惊人的事情，那就是盗宝主谋正是第12军军长孙殿英。事为在场的大公报记者予以报道，使社会各界为之哗然，纷纷谴责孙殿英的不耻行径，并上书国民政府要求从速“秉公处理此案”。
东陵盗宝之案犯被挖出来了。但事发后，谭温江却又矢口否认参与其事，并声称宝物是在剿匪时缴获的赃物，孙殿英更是对外宣称毫不知情。几天后，第6军团军团长徐源泉又为谭温江作保，使其“取保候审”，仿佛东陵盗宝只是一些败类士兵和土匪所为。
8月14日，天津警备司令部军法处接到举报，查处了正准备运往法国的东陵失窃宝物35箱。经查，货物为北平吉珍阁古玩商张月岩所有。据其交代，珠宝是受第12军某不知名高层委托。紧接着又有第12军离部士兵谭易琴、巴建功、杨振国等人陆续在河北、山东被捕。这样一来，第12军军长孙殿英是盗宝主谋、第5师师长谭温江是主要参与者的说法再次成为街头巷尾的议论热点，12军的高级将领都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在舆论的压力下，平津卫戍总司令阎锡山正式组成特别军事法庭审理此案，由商震为审判长，另设四位审判官和两位法官。同时，作为第12军上级指挥者的徐源泉也将谭温江交出，并公开宣称“决不包庇部属的罪行”，其他相关案犯也陆续送至北平。
1929年1月26日，军事法庭开始预审。法庭首先传讯独立第2旅(由第12军缩编)旅长孙殿英，但孙以率部剿匪为由不予出席。法庭于是传讯张歧原、谭易琴、巴建功、杨振国，以及若干珠宝商，上述人等都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谭温江起初还予以否认，并声称案发时不在遵化。但当张歧原、巴建功再次出庭指认后，也就不再否认了。
6月8日预审结束，商震召集审判官和法官起草审判书。15日，商震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判决书“毫无偏袒”，并确定原12军军长孙殿英并未参与其事，但负有“警戒失职”之责。至于主犯谭温江等七人，判处死刑，待军法司正式宣判后再予执行，其余从犯分别判处无期或有期徒刑。当现场有记者希望了解判决书的内容时，商震则以“军法司未及过目”为由拒绝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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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文物失窃案到这里似乎可告一段落了，虽然还有人对孙殿英是否参与盗宝而表示怀疑，但始终找不到证据。随着蒋桂、蒋冯、蒋唐战争的相继发生，东陵盗宝案也就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那么，东陵盗宝案的真相真是这样吗？主要案犯又真的执行死刑了吗？根据曾任军委会少将高参的文强回忆，孙殿英曾亲口告诉他，东陵盗宝的主谋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
二、土匪军长的大胆之举
孙殿英，河南永城人，原名孙魁元。七岁入私塾，因受责罚而火烧塾馆，就此背井离乡沦为土匪。1922年接受招安，先后投靠刘镇华、吴佩孚、孙岳、张宗昌等人，官至军长。1928年6月改投阎锡山，被任为第12军军长。
孙殿英当时正追剿土匪马福田至马兰峪，发现有人盗卖东陵树木谋财，于是也想插上一脚，但随即又发现无人看守的东陵墓中财宝更有吸引力。于是派人找到了一个熟悉东陵情况的满人——苏必脱林，随后召集亲信幕僚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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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李鸿清和王永江的回忆，这次会议的参与者有第12军参谋长冯养田、秘书长梁朗先、军需处长李德禄、第4师师长丁綍庭、第5师师长谭温江、第6师师长刘月亭、特务团长杨明卿和炮兵团长颛孙子瑜。会中确定挖掘对象为景陵(康熙墓)、裕陵(乾隆墓)和定陵(慈禧墓)，由第6师师长刘月亭守外围，以军事演习为由阻挡无关人员进入，并派部队在山林处放枪，造成演习假象。特务团和第5师负责裕陵和定陵的挖掘，第4师负责景陵的挖掘，炮兵团长颛孙子瑜负责爆破。
7月4日上午，各部队按计划进入指定位置。为鼓舞士气，孙殿英特地召集参与人员训话，以“崩皇陵也是革命”来要这些人为其卖命。进展最顺利的是定陵，这一路由第5师师长谭温江亲自率领，在苏必脱林的指引下很快就找到地宫的入口。随后由颛孙子瑜调集工兵爆破，将地宫的大门打了开来。
根据李鸿庆回忆，谭温江“首战告捷”后挑选23人进入地宫。这23个人分属三个部队，其中第5师11人，军部6人，特务团6人，由李德禄和颛孙子瑜带队。具体分工由军部工兵负责开棺、特务团负责照明，第5师持枪监视。此外谭温江还命大门外的士兵架起机关枪，以应对突发事件。随后，一箱箱的珠宝被顺利地抬了出来。
拿下定陵，颛孙子瑜又带着工兵去爆破裕陵。由于谭温江没有对这一路作出明确安排，致使大门打开后士兵一拥而入，把现场弄的十分狼籍。对于负责景陵的丁綍庭来说，事情就没那么顺利了。因为他的部队从中午折腾到晚上，连大门都没有找到，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颛孙子瑜过来也是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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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盗墓行动耗时七天七夜，所有被盗珠宝被押送至位于马伸桥的临时指挥部，由孙殿英亲自坐阵，统一验收装车。根据当时随侍一旁的上尉参谋王永江回忆，孙殿英看到这些珠宝时拿起了其中一件翡翠西瓜哈哈大笑，随即昏厥，左右见状急忙扶起，仍手抱翡翠笑道：“好宝！好宝！”。站在一旁的谭温江则一边抽烟一边说：“大头在后边，有的是好宝哇！”
7月10日深夜，孙殿英召开分赃大会，他将其中一部分分给参与人员，剩余珠宝装满30个大车，接着以部队换防为名，连夜向顺义、怀柔一带转移。
这，就是东陵盗宝的实际过程。
三、“皆大欢喜”的结局
前面说过，谭温江的不争气，将盗宝案曝光了。作为主谋的孙殿英心里清楚，此事如果真要查，自己肯定首当其冲，于是他立即派人将部分宝物分送给平津冀地区的军政首脑，如前面提到的阎锡山和商震，还有卫戍司令部参谋长朱绶光、第6军团长徐源泉、北平警备司令张荫梧、北平宪兵司令楚溪春等人。这些军政要员在收到好处后自然就出声不出力，没有任何实际行动。
人算不如天算，几个被捕的逃兵又将他推了出来。这一回，孙殿英不得不再次破财消灾，通过其他途径来贿赂南京的军政要员以拖延开审时间。这也就是为什么案发在8月，而军事审判却在三个月后才开始的原因。
当北平组织军事法庭时，审判官的人选一直未能确定。大家都清楚审判官是个肥缺，谁去都能得到不少油水。为了权衡各方利益，由政府出面，让当时的四大军事集团都分一杯羹。也就是说，四个集团各派一名代表作为接受贿赂的窗口。于是蒋介石方面由第2军团参谋长赵经世、冯玉祥方面由高级参议邱山宁、阎锡山方面由前敌总部参谋长李竟容、李宗仁方面由前敌总部参谋处长周学海为审判官，共同参与“审理”。
孙殿英对此安排心知肚明，第三次心痛的把东陵“战利品”分送出去，于是各方皆默认倒霉鬼谭温江为首犯，已经抓获的人员也统一收监。可即便如此，“首犯”谭温江还是没有被明正典刑。
1929年是个多事之秋，但谭温江在北平军人监狱中却一直活的好好的。这主要是蒋介石先后和李宗仁、冯玉祥和唐生智打了起来，政府无暇顾及此案。在此期间，孙殿英用盗陵所得添置了许多装备，部队也被扩编为新编第18师，如此劲旅自然成了各方拉拢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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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时，孙殿英投靠阎锡山的反蒋阵营，所部扩编为第5路军。他见时机成熟，便上书阎锡山，说谭温江是被“冤枉”的，请予以释放。阎锡山此时正需要孙殿英为他卖命，也就准了孙的要求。就这样，“首犯”谭温江自由了。至于那几个毫无背景的逃兵，则在大战结束后予以枪决，算是政府对各界人士的一个交代。一场闹剧就这么结束了。
最后再说说主要参与人员的结局吧。孙殿英在中原大战后重投蒋介石，抗战时一度投敌，后与解放军作战时被俘，1948年在武安病逝。谭温江一直在天津当寓公，建国后任天津政协委员、天津人民公园管理所副所长，1969年病逝。至于丁綍庭、刘月亭、颛孙子瑜等人，则都在1951年被镇压了。
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病逝的孙殿英、谭温江，还是被镇压的丁綍庭、刘月亭、颛孙子瑜，他们之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因为东陵盗宝受过惩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