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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的第一次伟大转折，从遵义会议始形成了毛泽东在第一代中央领导的核心地位的历史过程。
说从遵义会议始形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核心，既不是要否定遵义会议前14年党的历届中央领导，更不是说党的历史从遵义会议才开始。如果这样理解，那是误读了。邓小平在1989年6月回顾党的历史讲领导核心问题时说：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遵义会议开始才逐步形成。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显然，讲“第一代”，是就“形成一个成熟的党中央”而言的，即“第一代成熟的党中央”。
前些年的一些党史回忆材料提供的情况，也有助于这个问题的释惑。这里，介绍两个材料：
一是遵义会议前的“张王橘谈”。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了会议，作出了否定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战略方针的决定，不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而接受毛泽东的建议，向黔北的遵义进军。但李德对这个决定十分恼怒。两天后，军委纵队到达黄平。在橘林里休息时，同为坐担架行军的张闻天和王稼祥歇在一起。张闻天忧心忡忡地对王稼祥说：仗这样打看起来不行，李德那样顽固，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他打仗有办法，比我们强。当晚，王稼祥将这一意见告诉了毛泽东及其他部分同志，随后便在高级将领中传开了，大家纷纷赞成让毛泽东出来指挥。这个材料很重要，印证了遵义会议发生的实际过程。因为遵义会议的原定议题，没有人事变动问题。这是第一。第二，遵义会议原定是政治局会议，而不是扩大会议。博古最初不同意扩大到军团主要领导参加，但军团领导人纷纷要求扩大，博古等只好同意。这就为在会议中提出改组中央领导，让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奠定了基础。
二是遵义会议后的“周博长谈”。遵义会议改变原定议题和程序，推举毛泽东参与中央核心领导的情况，博古在会前一点都不知道。对会议严厉批评他，也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会后，博古对遵义会议上一些发言一直想不通。在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到达“鸡鸣三省”的村子改组中央，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时，周恩来同他有一次长谈。周恩来说：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失败，说明中国革命的源泉在农村，必须走农民战争道路。这以后，我就在考虑，我们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不合适做领袖、当统帅。毛泽东很擅长农民运动，他经过井冈山斗争，总结出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很适合驾驭目前的战争。从红军长征开始，我就在想办法让他尽快回到军事领导岗位上来。黎平会议上，他有理有据地驳倒了李德的错误主张，使我下了决心要尽快“去李换毛”。我深信，以他的才能，一定能率领中央红军走出困境。所以在遵义会议上我力主他进入政治局常委，参与军事领导。希望你能抛弃和他的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建立无产阶级新政权这个大局。这一席谈话，使博古解开了思想疙瘩，服从了革命事业的需要，顺利实现了“博洛交权”。
这两个谈话，对了解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前后是怎样成为中央领导核心的，很有帮助。
的确，毛泽东在遵义会议进入中央常委后，最初既不是党的总负责人，也不是军事指挥的最后决策者，但为什么说他是领导核心呢？这涉及认识问题的方法论，是形式地看问题，还是从实质看问题。在酝酿由谁来接替博古时，周恩来、朱德等是力主毛泽东的，但毛泽东推辞不就，认为让张闻天先干一个时期比较合适。这主要是考虑共产国际的背景，由张闻天接任，容易为共产国际接受。而让张闻天接任，又需要做各方面的工作，这就是在遵义会议上没有立即作出改变最高领导的决定的考量。在长征期间，军事工作是第一位的，党的工作主要是围绕打仗转。前述“张王橘谈”已说明了张闻天对毛泽东的拥戴，让他出山直接领导红军的军事行动是首要任务。再则，张闻天为人民主而不专权，对博古交给他的这个“负总责”不会“念念不忘”。
在军事方面，有如上述，周恩来的态度很明确，要让毛泽东来挂帅。周恩来长期处在军事领导主要岗位，在李德到中央苏区后，两人的意见不时相左，特别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后，在军事指挥问题上常常争吵。湘江战役后，两人的争论更加激烈，到黎平会议期间，一向温文尔雅的周恩来居然对李德拍了桌子，可见矛盾之尖锐。军团领导人都拥护周，遵义会议剥夺了李德指挥权，自然就由周代表政治局行使最后决策权。但周恩来不揽权，在做最后决策时都要广泛听取各种意见，特别是毛泽东的意见。这在当年3月的苟坝会议上表现得最明显。苟坝的头一天会议上，与会的红军将领对来回渡赤水而没打仗已有些不耐烦，一致同意林彪等提出的攻打打鼓新场守敌建议。但毛泽东反复强调不能打固守之敌，应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并以宁可不当刚刚担任的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职务相抗争，但他仍旧未能说服大家。毛泽东坚信自己的意见正确，到了深夜，提着马灯，摸走山路，到周恩来住处，要周晚一点下达命令，并找来朱德，说服了二人。第二天，周恩来提议继续开会，三人共同说服了求战心切的红军高级将领，撤消进攻决定，使红军免遭一次重大挫折。这次会议上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小组，又称“三人团”，周仍是团长。这个新“三人团”，正式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最高领导机构中的地位。他尽管不是主要负责人，但周恩来在作最后决定时都尊重或征求他的意见。他的正确主张实际指导着此后中央红军的行动，其所发挥的核心作用凸显无遗。
经过这些年的党史现场考察与史料考索，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归根结底，是由这样三个因素形成的。
首先是“势”。红军长征从突破国民党军的一道道封锁线开始，就是不断打仗。战争的大势将军事领导推到了最重要的位置。谁能领导军队，谁就能发挥核心作用。遵义会议前，毛泽东是随队行军的。遵义会议后，他参与中央常委和红军的领导，使他有了发挥核心作用的大平台，成为率领红军长征的实际主角。
其次是“才”。“势”是前提，能否发挥核心作用唱主角，关键是才干。毛泽东能够发挥核心作用唱主角，就在于他“太有才”了。前述张闻天和周恩来对他的评价和期待，说明了这一点。“势”为时事造英雄提供了机会，“才”是英雄造时事的根本。
再次是“场”。这就是毛泽东的活动场所和工作环境。遵义会议后改组过的中央政治局，跟博古主持中央政治局时的情况大不一样。那时，毛泽东被排斥、受压抑、处于逆境，才能得不到发挥。遵义会议后完全变了，中央政治局的4个常委，能够发挥核心作用的就只有张闻天、周恩来和他三人了，而张、周都很尊重他。张闻天主持政治局开会，注意发扬民主作风，能够充分讨论问题，这为毛泽东展现自己的智慧和才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场”。有这个“场”和没有这个“场”大不一样，毛泽东的境遇也因之完全不同。遵义会议后，有了这个“场”，毛泽东展示出卓越才能，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成为党中央领导的实际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