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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加息靴子落地，美国向世界其他强势经济体发出一种强烈信号：美国依然主宰着全球经济与货币政策的走向，全球资本与财富配置权依然掌握在美国手中。
文︱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章玉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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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憋”了整整一年之后，美联储主席耶伦再次敲下加息锤子，宣布联储自16日起将联邦基金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0.25%至0.5%的水平。
记得去年12月美联储启动自2006年来的首次加息时，笔者这样写道：
“这标志着美联储真正迎来‘耶伦时间’的加息锤子终于敲下，不轻不重，不温不火。
美联储在金融危机之中维持了7年的零利率政策正式结束，时间窗口选择也算合适。因为，假如美联储再度拖延这个被认为是‘大家都准备好了的决定’，恐怕既不明智也不新鲜，相应的边际影响也会打点折扣。于是，看起来有点像邻家老太太的耶伦在任职近两年后终于开启了久违的加息周期。
美联储此举也让各国央行行长一直紧绷的面部神经得以暂时放松，尽管谁也无法精准预测美联储加息对本国经济究竟会造成哪些实质性冲击。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不要指望依然是当今全球经济体系担保人的美国在关键时刻会扮演某种意义上的活雷锋角色。”
而美国之所以祭出加息“新政”，是美国基于本国经济基本面和全球经济格局变迁趋势做出的决策。这表明美国为应对2008年发生的严重金融危机而采取的一系列修复动作已完成了历史使命，亦预示着美国对本国经济体系获得的内生性增长动力的自信，更向世界其他强势经济体发出一种强烈信号：美国依然主宰着全球经济与货币政策的走向，全球资本与财富配置权依然掌握在美国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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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加息剪羊毛，美国最怕的是全球范围内的金融觉醒
如今，在特朗普即将入主白宫的关键时期，耶伦引领美国步入加息周期第二阶段，其出发点与归宿，毋庸置疑，是以美国国家利益为首要考量的。但放眼世界，美国能剪的羊毛也不多，中国恐怕是其重点劫掠对象。这不，在美元加息的传导机制下，人民币汇率随之大跌，一些媒体甚至用“狂泻不止”来形容加息对人民币汇率的挤压效应；而在债券市场，由于受美联储加息影响，15日早间中国10年期国债期货跌幅达2%触及跌停，5年期国债期货跌1.2%触及跌停。央行随即启动快速反应机制。
与此同时，美国公布总统经济报告，宣称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全球资金形成对美股的赶集，美股随之扩大涨幅。看来，耶伦加息的剪羊毛效应依然不容忽视。
别看美国此番加息行动气势汹汹，但美国最大的优势是美元，最大的软肋可能也是美元。
可以说，直到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之前，美国都是国际经济舞台上仅有的寂寞高手。还在1989年的时候，当时西方政治学界的代表人物弗朗西斯 福山（Francis Fukuyama）针对苏联和东欧出现的崩溃态势，迫不及待地提出了“历史的终结”命题，试图论证资本主义在与社会主义的制度竞争中已经取得了完全胜利。但是西方政经领袖与学者们也许没有想到，资本主义在创造了史无前例繁荣的同时也意味着其衰落的开始。历史没有终结，世界仍在进步。
世人皆知，美元体系再强大也有其虚弱的一面。人口只有3亿、经济总量只有世界四分之一的美国无论如何也不能覆盖世界经济的边界。也许，霸权的最高境界就是冠冕堂皇的欺骗，正如臭名昭著的“麦道夫骗局”可以欺骗世人很长时间一样。只不过，再高明的骗术也有被揭穿的一天。
有人说，美国就是一个势力强大的“庞氏国家”，由于美元霸权的存在，各国不得不把辛辛苦苦赚来的美元流向美国市场，而美国国内产业政策的限制又十分严格，这部分美元大多只能投向虚拟经济领域。如此一来，就形成了一个类似“庞氏骗局” 的资金流动模式：
美国不必通过实体经济来创造利润，就可用新投资者的钱支付老投资者的利息；只要中国等投资者流向美国的资金流不断裂，美国就可以寅吃卯粮，而且还过得挺滋润；而当大量外国美元流入美国资本市场而四处寻找可靠代理人的时候，就会钻进早已等候多时的华尔街金融寡头设计的各种所谓金融产品中。
按照美国的逻辑，美元作为储备货币，是要付出相应成本的，因此，美国多印一点钞票很正常。如果把美元比作是“XO”，喝的时候可以适度加水加冰，那么这个量肯定不能无限度。问题是美国现在差不多把美元当做可以无限加水加冰的“XO”。
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霸道，二是无赖。
世人不可能不知道所谓的“鲁宾主义”。众所周知，鲁宾是克林顿执政时期有点传奇色彩的财政部长，在任内，居然把美国的赤字转为盈余，让克林顿很有面子和成就感。但就其经济学信仰来说，毕业于哈佛大学的鲁宾有点另类，他没有明确的学术信仰。鲁宾相信实力可以改变规则。在他看来，借债人确实应该对他们所借的债务负责，不过，债主也要为能否收回出借资金承担责任。说白了，鲁宾认为，尽管债权债务关系是确认的事实，但如果发生债务违约，需要承担责任的不仅仅是借钱人，债主也脱不了干系；其潜在的逻辑是，美国要是有一天还不起钱，中国也不要怪美国不守信用。
早已有人警告，所谓的“无信仰主义”往往也意味着道德的缺失，对于即将上台的特朗普政府为整固美国经济可能采取的各种手段，世界各国决不可麻痹大意。
做过太多亏心事的美国最怕的是全球范围内的金融觉醒，最担心的是新兴经济体国家会有一天起来闹“金融革命”。
美国知道，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的洗牌之日，某种意义上也是美中之间博弈白热化之时。
美国最担心的，恐怕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会随着实力的增强而一点点替换机制化霸权，尽管他们目前远非政经联合体。
美国一贯喜欢用联盟力量对付现实或潜在敌手。
美国明白，中国目前无意也不具备与美国进行金融体系对抗的能力。
但美国绝不希望中国建立或试图建立可能威胁美国霸权地位的体系。
因此，美国对影响不断扩大的上海合作组织一直怀有浓重的戒心，即便是对较为松散的“金砖五国”机制也耿耿于怀。更别说中国推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具有替代色彩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金融公共产品了。
美国真正担心的是，一旦中国完成了工业化，并建立了相对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则参与国际治理意识不断上升的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的诉求恐怕决不满足于对既有美元本位的小修小补，而是基于已有的经济力量，积极谋求参与国际货币体系建设乃至重建货币与金融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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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不会轻易放弃美元本位，人民币“入篮”释放变革信号
假如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诞生要建立在现有美元体系的瓦解之上，则构建新的国际货币体系过程中的冲突将异常激烈，甚至是诱发大规模国际对抗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对长期处于占优策略独享“铸币税特权”的美国来说，放弃美元本位无异于出让超级大国地位。这是包括美国总统在内的美国利益代表者断难接受的。
只不过，目前看到的都是一些力量变迁趋势。且不说美元体系暂时难以崩溃，即便美元不断收到病危通知，也并不代表可能的接班者欧元、日元抑或人民币能够迅速补位。国际货币体系在未来一段时期有可能出现美元、欧元和人民币争夺主导权的局面。谁将成为新的王者，将取决于博弈各方的力量消长以及美国的妥协与否。
回顾过去几年中国在全球金融分工地位的变迁态势，我们发现，尽管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大国在不损害自身实际利益和话语权的情况下，将其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一小部分投票权让渡给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但作为西方国家特别看重的“私属领地”，金融和军事一样都是他们不可失去的最后优势。
所以，面对中国金融和军事技术近年来的快速发展，美国本已绷紧的戒备神经变得格外紧张。当然，美国也知道中国求得与自身实力相称的话语权是难以阻止的趋势，于是一方面力压老牌欧洲国家和日本等国将一部分话语权切割给中国；另一方面拼命运用既有优势地位力保自己在主要国际经济组织中事实上的否决权不受影响。
因此，尽管西方已经默认世界经济力量正在向东方转移的事实，并乐意看到中国成为国际经济体制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但他们只是想把中国纳入由其主导的国际组织和国际论坛中，绝不会轻易允许中国挑战既有国际经济准则。
可见，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热望的重新界定国际金融机构的职能，或重新构建新的国际金融体系至少在短期内还是概念上的图景。参与主体多元化的国际金融体系短期内亦很难建立。
例如，亚洲的主要货币尽管已很少钉住美元，但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国际交易，不论是贸易结算货币、银行间外汇市场的交易货币还是主要的储备货币，仍主要以美元支付，这既反映了大多数货币都还不能充分自由兑换的缺陷，也反映出亚洲国家和地区相互之间的贸易和交易，其开票和结算都偏好美元，而不是亚洲自己的货币。
以中日韩为代表的亚洲经济大国的区内资本交易中内部资金循环水平依然很低，使得外汇储备的相当部分不得不投资于美国国债。因此，尽管中国近年来积极扩大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稳步拓宽人民币流出和回流渠道，推动汇率风险管理工具创新，尽管中国银行业也在加快国际化的步伐，但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短期内仍难以摆脱对美国最终产品市场和美元体系的依赖。
只是，国际经济与金融新旧力量的此长彼消必将使得美元体系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断裂。
改革的下一个时间窗口既需要重大事件的发酵，更有赖于比肩美元的货币杠杆的出现。欧元和日元已被证明难堪储备货币大任。也许，人民币的世界图景值得期待。
美国人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表面淡定难掩内心紧张。
早在2009年6月26日，中国央行公布了《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09)》，这是自2009年3月23日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应创造可保币值稳定的超主权储备货币构想以来，中国央行正式提议创设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主张。美国头面人物很快对此对此作出了反应，无论是奥巴马还是盖特纳，在反对周小川行长的改革主张时，几乎无一例外地重申美元地位的不可取代性。
不过，全球货币金融领域的公共产品由目前的单极霸权向均势结构变革是大势所趋。美国可以推迟这一天的到来，但无法改变趋势。国际金融格局不能长期处于个别大国独家垄断的失衡状态。在金融危机将金融帝国主义的极端伪善与自私面目彻底暴露在世人面前之后，全球货币金融领域的公共产品变革将以不可阻挡之势到来，已经超期服役的美元迟早会有退役的一天。
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DR）篮子。中国由此在迈向全球顶层分工领域过程中初步获得了与国家经济实力相匹配的货币地位，这是1944年以来全球货币格局变迁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
正如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所言，人民币加入SDR，会巩固国际货币体系，强化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的角色。一般理解，拉加德上述讲话的逻辑是，全球既有国际货币体系将因人民币的加入而夯实基础，货币篮子结构将变得更完整。而中国作为加入货币篮子的唯一发展中国家，将会在今后若干年逐步分享相关红利，进而成为全球有影响力的金融强国。
今年以来，中国央行及IMF为人民币“入篮”做了多方面准备。比如，中国正与国际清算银行（BIS）合作，提高中国银行业统计数据的报告质量；中国央行不久前宣布授权中国银行纽约分行在美提供人民币清算和结算服务，使在美推出人民币产品和服务的速度加快；世界银行8月30日在中国银行间市场发行首期总额为5亿的SDR计价债券，认购倍数达2.47倍。意味深长的是，这款SDR债券起名“木兰”，似含有代人民币出征的深远含义。
只是，人民币正式加入SDR货币篮子，且占据10.92%的比重，并不表明人民币就将因此成为全球第三大储备货币，美元的绝对主导地位短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即便是走下坡路的英镑，也将是人民币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追赶的对象。人民币“入篮”的指标意义在于，它向全球央行发出了可增持人民币作为其官方外汇储备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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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美元可能的替代者，人民币国际化将是全球货币体系变革的最大红利
自现代金融体系形成以来，只有英镑和美元先后真正完成了国际化并成为全球各自时期的主导货币。今天作为全球第二大货币的欧元及30年前一度雄心勃勃的日元，其实均未真正完成国际化。欧元尽管是拥有近20万亿美元大经济体的货币价值符号，但因存在致命的设计缺陷，很难像美元和英镑那样成为主导性货币；日元则早已失去可以追赶美元的时间窗口。
日本虽然早在1996年就将GDP总量做到了5万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德、英、法三国的GDP总和。但转眼20年过去了，如今日本的经济规模仍在5万亿美元左右徘徊。笔者曾将其称之为“五万亿美元陷阱”。日本之所以迟迟未能走出该陷阱，除了在1985年草率签署了“广场协议”失去汇率主导权进而导致泡沫破灭，经济竞争力急剧下降之外，还由于基础研究领域并不扎实，在高科技领域鲜有原创，因而只能跟在美国后面亦步亦趋所致。还有，日本还犯了个致命错误，那就是在经济处于高峰时未能保持清醒头脑，以为真可以超越美国，君临天下了。
殊不知，美国不仅有最具打击力的国家竞争战略，更不乏拖垮乃至摧毁现实与潜在竞争对手的经济工具。其中最为关键的是，除了日本相对狭隘与有限的国内市场束缚了日元的行为空间之外，还在于美国始终在金融领域保持着对日本的战略锁定，而日本长期以来的岛国心态，也是其货币难以被国际普遍接受的重要原因。
如今，代表着新兴经济体工业化和金融开放与发展成就的人民币，加入国际储备资产俱乐部，并初步获得了部分计价功能，这至少在三个层面上向全球经济与金融体系发出了如下信号：
其一，这标志着来自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在既有的国际货币秩序中获得了体系性的承认；
其二，这表明中国正在某种程度上已开始承担起全球经济体系的担保人角色；
其三，全球货币体系将由于人民币加入SDR而启动三边均势格局变迁之路。
人民币首先代表的是中国10万亿美元经济圈的货币价值符号，当然，对于致力于成为全球产业与资本强国的中国来说，其着眼的还有东亚、东南亚乃至中亚等地区高达20万亿美元超级经济圈内人民币的影响力。
而且，随着中国经济和贸易体系的不断延伸，尤其“一带一路”倡议的逐步落实，人民币将成为周边国家和地区广泛接受的贸易伙伴、投资货币乃至储备货币。而中国正在建设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二期工程，预计将在2017年年底建成，同时引入十几家直接参与者和境外参与者加入。
这是中国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关键步骤，旨在为不断扩充国际行为空间的人民币提供一个全球范围内的交易转换器，实现国内外有关支付系统的有效对接。而在全球主要新兴经济体中，眼下只有中国有能力建设货币国际化的基础设施。
目前，人民币已成了中国的第二大跨境支付货币，全球第五大（有时候第六）支付货币。可以说，人民币已基本确立了作为重要贸易货币的地位。看各结算货币在贸易融资中所占比重，去年人民币已超过欧元成为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货币。
在与中国贸易较多的亚洲地区，人民币已成为比肩美元的贸易货币。而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公布的全球人民币支付数据，去年12月人民币在全球支付中的市场份额为2.31%，预计今年将占据3%的市场份额。加入SDR后，人民币在全球储备资产中的份额势必逐步上升。
无疑，人民币由贸易结算货币向国际投资与计价货币演变进而迈向全球主要的储备货币的时间跨度会很长，至少在今天谁也无法给出确切的时间表，从美元和英镑演变的时间周期来看，或许需要20年左右。
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份额要从目前的不足2%升至5%的比重，大概要等到2020年。人民币由贸易结算货币向国际投资与计价货币演变进而迈向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时间跨度，预计要等到2030年。而依照大国金融的发展逻辑，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中国参与国际货币体系重构的前提条件。
一旦人民币开始承担全球货币体系的关键角色，那就意味着在本轮较为漫长的全球金融体系变迁中作为变革动力的重要推动者，中国必须在这个进程中建成现代化金融体系与多层次且发达的资本市场。
随着中国经济逐步融入到全球的生产与贸易体系中，发展与之匹配的金融业是自然的逻辑延伸。而中国自1994年以来的金融改革，以市场化为改革取向，加快金融业的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步伐，放宽市场准入，稳步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逐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可兑换，等等，已经在制度层面、技术层面和人才培养层面取得了显著进展。
中国金融制度改革的设计能力在新兴经济体中已居领先地位，中国推出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就是一项极具战略价值的人民币全球体系建设的基础设施工程，该系统为境内外金融机构人民币跨境和离岸业务提供资金清算、结算业务，其上线运行是实现人民币作为国际支付货币的核心环节。
不仅连接了中国国内银行间清算和结算体系（CNAPS）与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更减少了对由美欧银行主导的SWIFT系统的依赖，标志着中国金融业改革开放正由被动适配向主动战略设计的切换。
中国的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已经成为全球系统性金融机构群体中的重要成员，中国的保险机构正在不断扩充其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所有这些，均显示中国正在探索基于中国国情的独特新兴大国金融发展路径，并取得了显著进展。
不过，在美国誓言捍卫美元霸主地位、国际主导性储备货币的新旧更替周期可能需要20年的情势下，中国稳步推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适当调整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进而让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拥有与中国经济实力相称的地位，尽管是中国成为负责任世界经济强国的逻辑延伸，也可能是21世纪上半叶国际货币体系变迁的最大红利，但相关约束条件切不可忽视。
作为当今全球金融体系的主导者，美国当然不愿意看到人民币国际行为空间的急剧扩大，而自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无论是日本还是欧洲，都由于在上述某一方面领域存在软肋，加上地缘政治的约束，最终无法成长为全球金融尤其是货币体系的担保人。
从全球货币变迁史来看，无论是英镑还是美元，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货币，就在于英国和美国先后具备了举世无匹的生产能力、密布全球的贸易体系和以伦敦、纽约为代表的金融交易与配置中心以及相应的金融制度文化，另一个不可忽视的支持条件是英美两国为捍卫货币霸权而先后打造了全球性海军力量。相形之下，中国在上述四方面的体系建设尚不完善，尤其在金融制度文化与全球性海军力量支撑方面差距很大。
作为独特新兴大国，中国金融发展战略的设计与执行，包括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必须建立在制造业竞争优势稳固、贸易价值链不断提升以及主动掌握金融安全的基础上。而中国推出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扎紧金融安全篱笆的相关举措，正是非常理性的战略安排。而这些，正是稳定人民币汇率预期的必修课。
人民币在实现贸易项目下的跨境流动、资本项目下的跨境流动以及离岸金融中心的人民币流动之后，迟早要嵌入全球储备货币体系和大宗商品交易体系中，进而成为美元的主要竞争对手。
作为美元的“高价值目标”和可能的替代者，人民币国际化将是21世纪上半叶全球货币体系变革的最大红利，中国固然要避免重蹈日元与欧元覆辙，但只要保持经济改革与发展的理性，只要未来十年保持6%左右的有效增长，稳守债务安全底线，人民币的世界图景注定值得全球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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