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必 须重点提到的一个人物，他是津海关事件的始作俑者——深得阎锡山赏识的天津海关监督葛敬猷，正是他向阎锡山提出了接收津关的动议。1930年 4月上旬，葛敬猷奉阎锡山之命，游走于平、津，向有关部门游说，并对津海关税务司贝泐讲明意图，提出要求，但没有结果。同时，葛敬猷带着英文秘书，访问了 英法领事馆。英国领事借口违背条约，破坏海关完整和制度，拒绝商讨此事。而法国领事则持敷衍态度，表示只要英领事认可，他没意见。和平接管的企图，一开始 就颇为不顺，但战局发展迅速，刻不容缓。中原大战开战后，阎锡山在北平接连致电天津，催问接收津关事宜的进展情形。事不宜迟，阎锡山的顾问辛博森也开始与 津海关税务司贝泐进行交涉，并允诺津海关所有员工照常工作，规章不变，待遇不变，等战争结束马上交还海关，恢复旧制。
辛博森是英国来华传教士的后代，青年时代曾赴瑞士留学，除英语外，还能操流利的法语、德语和汉语，他“在华二十余年，颇悉中国情形”，并曾服务海关，在赫德时期担任要职。后来成为职业记者，同时较深地卷入新旧军阀之间的争斗。这一次又被阎锡山推到了争夺津海关的风口浪尖。
在 辛博森与津海关税务司贝泐的交涉中，贝泐拒不听命，予以回绝。面对葛敬猷和辛博森的种种“和谈”努力，贝泐最后干脆避而不见，“和谈”正式宣告无 望。于是，葛敬猷向阎锡山进言，提出和平方式接管不行，就只有图穷匕见，采取军事强占的非常措施了。此建议当即被阎锡山批准，并令其尽快付诸实施。
与 此同时，阎锡山的另一路人马直奔津海关所收税款的存放地——交通银行天津分行。3月25日，天津警备司令部洋文秘书段茂澜、津海关监督公署总务课 长程功宴、天津市政府第四科长路润普、第三集团军总部参议刘晋升一行趾高气扬地来到经理办公室，向该行经理杨德森出示阎总司令的电令，严令其将新加税款截 留以济需要并查问有关海关存款数目。杨德森倒也机灵，使用“蘑菇”战术，说海关存款是职业秘密，自己因为地位关系无法见告，至于截款，更是没有这个胆，必 须向上级汇报云云。第二天下午，重量级的人物悉数登场，他们是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市长崔廷献、第三集团军李达生军长，当然，打头阵的是津海关监督葛敬 猷。他们向杨德森传达阎总司令的口谕，表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杨德森只好低声下气地多方陈述，痛言利害，恳求考虑国际影响。再三恳请达数小时，阎锡山的这 几位大员才答应据实转告阎总司令。
敬酒不吃吃罚酒，阎锡山不由分说，在4月29日致电津海关，大意谓今后海关收入，除原有担保、各项公债 如二五库券等基金如前照解外，所有附税等收 入，一律扣留。并声明此事仅为保管性质，绝不致动用分文等语。天津市长崔廷献火速前往天津海关与贝泐接洽，津海关税务司贝泐强调自己无权作主，要致电总税 务司梅乐和请示。葛敬猷则又跑到交行宣布并部署一切，对新税进行监视扣留。
5月1日，阎锡山为扣留附税事，通电发表三点声明， “其一，深恐解赴南方应用;其二，暂不提挪以备急需;其三，所扣只限于内地税。”同时，阎锡山命 令傅作义派员接收长芦盐运署并通知关盐各监督，谓自一日后，凡本军范围内之关余、盐余，均存天津交通银行，必要时由本总司令提用。此后，阎氏还通过其外交 处长朱鹤翔于5月9日在接见各国新闻记者时表明其对天津海关问题的态度，毫不讳言他“出此举动之目的，在防止宁方利用此款以攻击我方。至于维持担保债务信 用，阎总司令业已明白声言”。就在朱鹤翔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阎锡山再度发来庚电，反复强调外债担保照旧维持。
阎锡山的一举一动，尽在蒋 介石的掌握之中，针对阎氏扣税之举，蒋介石命令外交、财政两部，迅即提出正当理由，向公使团切实声明，并令总税务司梅乐和 遵照拒绝。外交部王正廷、财政部宋子文两部长当即遵照办理。但外交公使团没有做出让南京方面满意的举动。领袖公使荷兰人欧登科在“以私人友谊之资格”会晤 朱鹤翔后，就津海关截扣关余问题发表公开声明，谓“此事属于中国内政，外人殊无干涉之意。因津关所欲扣留与外债之担保并无关系，故外人无置喙之余地。”如 此这般，为阎氏一个月之后的武力劫关开了绿灯。
图穷匕见阎军劫夺津海关
阎锡山自与蒋介 石兵戎相见，因战事需要，命令将津海关附加税余款自5月1日起，缴存交通银行。无奈津海关税务司贝泐却不买阎氏的账，他阳奉阴违，表 面上敷衍，暗地里仍将税款存入汇丰银行，转而汇往上海。恰在此时，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向在上海的总税务司梅乐和索取军费100万元，梅氏当即拨 付。此举令阎锡山恼羞成怒，撤换贝氏已是箭在弦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