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抚远，啥生意也不让做，那些小摊小贩都被日寇破坏了，“全县只有一家商店，就是这商店也仅仅是供给日本人的，大部分居民——渔夫和农民实际上什么东西也买不成。 ”商店里的东西每个月定量只卖给中国居民一盒洋火(火柴)、一磅盐；每年则是两磅面粉、七磅大豆油，然而，这些东西也不是常有的，大部分人还是买不到。至于“火油、茶叶、粮、棉纱诸类的东西都不卖给居民。 ”
至于工资，更是中国人愤愤不平的地方，大部分人只是日本人的免费劳动力，即使是倒向日本人怀抱的那些人，工资也很低。报纸上说“城乡居民衣履褴褛不堪，人民收入是极其微薄，中国官员所得奖金只有同等日本官员的半数。 ”比如，边境的中国警察长每个月能得到70戈比(当时苏联的辅助货币)，而这位警察长有个日本助手，每日里清闲不算，还能拿到250戈比的酬劳。
除了生活的窘迫之外，中国的居民还有另一重生活重担——义务劳动。“居民们给日军筑兵营、仓库，挖战壕、修碉堡、挑水运柴。日本人居住的地区，周围修筑砖墙和铁丝网，和外界隔开，中国人绝对禁止走近这地区。中国人碰到日本士兵必须鞠躬。全体中国居民都受到警察严格管制。居民地点均围以砖墙，门只在白天开放，人们进出村庄都要拿出通行证，要到家乡去必须向警察取得通行证。 ”
“人们没有任何医药救治，仍需工作。抚远只有一个医生，这医生只给日本人看病。可是县里鸦片的生意却很兴隆，这就是关东军特务部监督的‘政府专卖’。日本人在抚远设立的其他机关当中，人们必须提到妓院。学校只有一家，而求学儿童占全城儿童的百分之四十，文盲统治了全县。 ”
“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设立之‘新秩序’的支柱是日本的刺刀。 ”这句话是该记者最后的总结之词，据老辈人讲，辽宁地区在日寇统治期间，经常开展卫生清扫活动，而且规定居民家中的生活垃圾必须在第二天清晨的某个时间摆放在门口的左边。第二天会有专门的人来检查卫生，如果哪家人没有按照要求摆放在了右边，这家人就面临着被“统统枪毙”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