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如何定位宋子文?
吴景平：首先，宋子文对中国的国家、民族和文化认同非常强烈和坚定。
其次，宋子文对国民党政权和作为国民党阵营主体部分的蒋介石，可以说是“从一而终”。比如1931年，蒋介石宣布下野，宋子文也宣布下野;1949年，蒋介石宣布下台，宋子文也宣布辞去广东省主席职位。尽管宋子文和蒋介石在具体政策、价值取向、个人性格等方面的差别、分歧有时甚至矛盾冲突非常大，他内心也知道蒋介石并非最理想的当政者，但宋认同蒋对国家、民族和文化的认同。
再次，宋子文对西方经济、社会、政治制度的了解在他那个时代是比较多的，宋在留美回国后，无论身处不同的阶段和身份他都希望将西方制度引入中国。不过他并非简单照搬，而是考虑将西方制度与国民党的政权建设和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体制相结合。
最后，宋子文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一直相当关注，他比较务实，政治倾向也不像国民党营垒中的“顽固派”那样强烈。宋子文能比较客观地看待国民党之外的其他力量和代表人物，比如说他能比较客观看待中共、看待周恩来和毛泽东，和他们也有过较好交往。没有这样的基础，宋子文不可能在西安事变中发挥很好作用。西安事变解决后，宋子文也感到对不起张学良，对蒋介石等人没能信守诺言也非常不满，对张学良本人及其亲属则千方百计予以关照。
学者需要尊重历史
记者：以往都是将宋子文作为国民党官僚资本的代言人，您如何看待宋子文与官僚资本的关系?
吴景平：国民政府时期的国家资本、官僚资本的发展演变可分为几个阶段，在不同阶段，宋子文与国家资本、官僚资本的关系不同。
在国家资本、官僚资本的形成初期，宋子文与其关系密切，从1928年到1933年，宋子文身为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和第一任央行总裁，为国民党政权的国家资本、官僚资本打下了制度基础。宋子文显然很注意制度建设，他对当时的银行制度、货币制度、财政制度建设，对关税、盐税和统税制度的改革都起了很大作用。
我们今天来看这些制度，至少给我们留下了非常重要的思想素材，对我们今天的国企改革和金融、外汇市场建设等都有借鉴意义。我们可以看到，旧中国国家资本、官僚资本急剧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在曲折、反复地往现代化方向行进，中国同时也在被动应对国际化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