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抗美援朝这段历史，我之所以回忆得比较多一点、详细点，主要是作为对当时中央的重要决策人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和彭老总等已去世的领导同志的怀念，对同一起并肩战斗的杨勇司令员的怀念，对长眠在朝鲜国土上的志愿军烈士们以及已故的曾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同志们的怀念!
志愿军代表团在北京作报告、参观，活动了一个多月，然后回到大连。
志愿军总部和直属队经过休整以后，我们开始做善后工作。经过联系协商，政治部文工团，京剧团给了山东省；话剧团和杂技团各单位都抢着要，最后话剧团大部分给了北京军区，杂技团大部分给了沈阳军区；评剧团、后勤省修械所交给了江西省。后来，这个修械所发展成为江西省的一个骨干企业。
志愿军直属机关大部分干部分配到解放军各总部工作。北京军区司令员杨成武调任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杨勇接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梁必业到济南军区任副政治委员。总政肖华副主任告诉我，我军决策调我到南京军事学院任政治委员。我对他说，我没有搞过院校工作，怕搞不好。肖华说，院校工作就是需要没有框框的人来做，搞过的人还怕思想有些僵化呢。
后来，彭老总对杨勇和我讲，要把志愿军的工作做个内部总结，因为成绩方面已经写得不少了，对外宣传的好话也讲得够多的了，你们要把缺点错误和教训方面的问题认真总结一下，作为今后军队工作的借鉴。当时，我觉得这是个难题，而且没有参加朝鲜作战的全过程，难以承担这项任务。彭老总坚持要搞，杨勇表示可以由北京军区承担。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以后，彭老总遭到错误的批判，这个总结也就没法再搞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