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韶九、古柏二人到了二十军后，见到了军长刘铁超、政治委员曾炳春，向他们二人讲了总前委的指示，二人不由分说在红二十军抓起了AB团。据统计，从1930年10月4日红军占领吉安发现那张与省委书记李文林家属有牵连的条子时起，到12月，仅两个多月的时间，李韶九和古柏即以AB团名义，在军队和地方抓捕了四千多名干部。在红军中杀了几十个“AB团”总团长，约占红一方面军和湘赣红军总数的十分之一以上。
当时红二十军第一七四团政委刘敌，与李韶九是同乡。看在老乡的面子上，李找刘谈话说：“刘敌，不少AB团分子都供出了你。”刘敌惊出了一身汗，说：“我是不是AB分子，你还不清楚吗?”李韶九说：“可供你的人很多，我看有甚你就说罢，免受皮肉之苦。”刘敌说：“容我想想。”刘敌回团后，立即和营长张兴、教导员梁学贻紧急商议。刘敌说：“李韶九是个反革命分子，他抓了许多干部，把我们的政治部主任也抓了，还要捉我们。我们不能让反革命分子阴谋得逞。”张、梁同意刘敌意见。于是他们集合了一营人包围了军部，捉住了军长刘铁超，释放了政治部主任谢汉昌。李韶九当时恰好没在军部，他闻讯之后，慌忙逃走。红二十军政治委员曾炳春也不在军部，听说军长被捉，吓得不敢回队，而是躲到了家乡。谢汉昌便带着红二十军进攻富田镇，包围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释放了被关押的“AB团分子”——被捕的省苏维埃和省行委100多人。李韶九逃走的时候被捉住。古柏、曾山闻枪声连夜逃走。
富田事变发生之际，红三军团正驻在于都的东山坝，总前委驻在黄陂，两地相距六七十里。此时敌军已分路进入苏区边境，红军正面临打破敌人“围剿”的严重形势，三军团处在一个关键地位。
身为三军团总指挥的彭德怀正在考虑如何打破这种危险局面，1930年12月中旬的一天半夜，红三军团前委秘书长周高潮突然收到一个不知姓名的年轻人交给彭德怀的一份材料，其中有毛泽东给古柏(毛的秘书)的信。信内要古柏在审讯“AB团”时进行逼供，把彭德怀打成“AB团”。
信后另附近万字的《告同志和民众书》，上面写道：“党内大难已经到了，毛泽东叛变投敌了”，要“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彭德怀边看边对周高潮说：“送信的人呢?”周说：“在外面。”彭说：“是一个什么样人哪?”他说：“是一个普通农民青年。”彭说：“请他进来。”
彭德怀看了信和传单，大吃一惊，同时还未见周进来。随后，他把滕代远、袁国平、邓萍等找来，将信与他们看后，滕代远说：“这封信有诈，毛泽东不会写给古柏这样的信，其中定有阴谋。”袁国平也说：“这是封挑拨离间的信。”
彭德怀看过材料，回想一年多来对毛泽东的印象，如他率秋收起义军上井冈山建设工农革命军、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胆识，传达“六大”决议时的认真严肃的态度，争取袁、王联盟，对行军中错杀群众者的坚决处理，对红五军守井冈山问题上的自我批评，特别是古田会议作出的决议，这一切都是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政治家风度，都说明毛泽东是一个可信赖的同志，他“决不是一个阴谋家，而是一个无产阶级政治家”(《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164页。)。决不会背地里搞阴谋，置战友于死地。
彭德怀还觉得这封信大有文章。仔细看来信的笔迹，虽然酷似毛体，但落款处的日期是阿拉伯数字，而毛泽东一贯是署中文数字的。他又想，信系给古柏的，为何又送到这呢?这些都足以说明来信是伪造的。其目的显然是要挑拨一、三军团的关系，分裂红军。
同时，彭德怀认为，这样的信不可能送给他一个人，还可能送给了朱德和黄公略等同志。如果真的送给了他们，这是一个最大的阴谋，处理稍有不慎，就可能产生一个最大的不幸。
在与滕代远、袁国平等商议后，考虑到他们驻地与总前委相距六七十里，请示来不及，怕发生意外事变，彭德怀当即写了一篇不到200字的《红三军团宣言》。宣言大意是，“打倒×××，拥护朱彭黄”的口号，是敌人分裂红军的阴谋。一、三军团要团结一致，拥护毛泽东，拥护总前委的领导。
随后，彭德怀主持召开了红三军团前委紧急扩大会议。彭德怀把那封伪造信和告同志和民众书，先给到会人看，读给他们听，决定把三军团的宣言和那封假信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