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无可奈何，只有代表团成员自己动手搬运。代表们都是功勋卓著的将军，军衔最小的也是一位中将，他们冒着炎热的天气，把礼品盒和重要武器样品一件件从故障飞机上搬下来，再一件一件地搬到新换的飞机上去，其辛苦可想而知。
50年代，我们国家专机水平非常之差，是租用别国的飞机载着国家领导人飞出国门的。1955年发生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坠毁事件，就是因周恩来总理参加万隆会议而租用的外国飞机，后来在太平洋上出了事，飞机上的人全部遇难。周总理由于临时改变飞行路线才幸免于难。当时专机部队的胡萍团长和我分别驾驶两架伊尔—14飞机，将总理一行送到昆明后，临时租用英国的C－54大型客机直飞缅甸仰光。
使我不能忘记的是，1959年7月，杨成武将军率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访问印度尼西亚，租用的是印度的飞机，在途中遇到了难以启齿的尴尬局面。
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已经成立了10年，可是年轻的中国空军空中运输部队还处在刚刚发展的阶段，空中运输能力相当薄弱，我所在的专机飞行团所拥有的飞机，全都是从苏联引进的，其中飞行性能比较好一点的伊尔—14飞机，加满油料之后也只能乘坐20余人，飞行高度与飞行距离都不能满足漂洋过海的需要。毛泽东主席1956年5月第一次乘坐的专机，也只是从苏联引进的里—2飞机。当杨成武将军准备率军事代表团到印度尼西亚访问的时候，不得不考虑租用外国的飞机。当时，由于印度在空运方面领先于我国，因此确定租用印度飞机。
其实，在我们考虑租用印度的飞机之前，曾分析我国飞机能否担任专机出访印尼。由于中国到印尼的飞行距离较长，若用本国飞机就要从我国最南边的海南岛飞往印尼，这样就要长距离在海上飞行，用伊尔—14飞机是很不安全的，万一遇到特殊情况，没有可用的备降机场。当时航线左边的菲律宾与右侧的越南都在美国的控制之下，不但不可能成为我们的备降场地，相反的还可能成为敌对势力进行破坏的机会。专机部队领导经过反复研究认为，还是租用别国飞机，采用当年周总理飞往万隆的航线比较好，即以我国的昆明为基地，利用我国与缅甸接壤的条件，用我们自己的飞机尽可能把代表团多送上一程，这样既可以减少外国飞机在我国停留的时间，又可以缩短距离，当然也能节省一些费用。方案报请空军领导批准后便着手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