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我见到了几具尸体，都非常年轻。并未看到头破血流的惨状。仔细瞧去，才发现他们身上有一两处小小的黑点。那就是伤口，是长矛刺的。有行家说，杀手是有经验的老兵。据说这几个红卫兵“不老实”，还想在如林的长矛大刀前挣扎反抗，狂呼“造**有理”……也算得是惨烈一幕。楼下有几摊血。是跳楼学生留下来的。听说都是女生。女生住楼上。有死有伤，都被抬走了。
我的书橱里有一本《鲁迅全集》第六册，精装。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扉页上签名：陆华，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于新疆医学院。
这不是从新华书店买来的，也不是别人送的；而是我“文革”中参加过的一回武斗得胜后的“战利品”。也是我当年响应领袖号召，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特别的纪念品。
巴金老人曾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旨在教育今人和后人，不要忘记那场刚刚过去的浩劫。他的声音是微弱的。“文革”，至今，基本上还是一个谜，历史之谜。实际上，谜底也是清楚的。但是，说不得。我主持一家报刊副刊十多年，关于“文革”的文章，一律“枪毙”。这是上级指令。这种状况至今似乎也没变。试看今之各大主流媒体，有多少是能谈“文革”的？“文革”成了文章禁区。我的两个儿子，一个叫宏彬，一个叫宏伟，原先写作“红兵”、“红卫”，就是红卫兵，有着“文革”的鲜明印记。连他们这些“文革”年代出生长大的青年人，都对那场运动若明若暗了。
但我相信，毫无禁忌地谈论“文革”，总结“文革”，甚至建立“文革”博物馆，让后辈人都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以汲取教训，推进社会和谐发展，这样的日子迟早是要到来的。
我是那场运动的参加者。且是积极参加者。那时我在乌鲁木齐。我的性格，注定了我不是那种独举大旗，拉帮结派占山为王，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人；我是闷着头跟别人后面跑，所谓“跑龙套”。那种脸红脖子粗唾沫四溅的辩论场合，那种争争吵吵发展到后来拳脚飞舞的场合，是总也见不到我的身影的。那我这“积极”，积极到了哪儿呢？敲锣卖糖，各有一行。我不善争吵，舞不了拳脚，但会写。写什么？大字报呗。对于年轻人来说，大字报恐也陌生了。大字报也算得是一种载体，或媒体。这不是印刷品，而是用毛笔写成大字，贴在墙上。那年头，大街上，机关内，甚至家属院宿舍，几乎所有的墙面，都成了大字报的宣传阵地。形成了一种现在想来颇为壮观奇特的景观。
我算是炮制这种大字报的高手。其内容，当然无非是表明本派是惟一革命派或造**派的种种理由。之所以我是高手，一是我的大字报短文写得棒，学了点鲁迅杂文风格。那时算是专职革命。我当时所在的广播电台尽播梁效文章和两报一刊的社论，一大群编辑记者都没事干了。于是，我就将写大字报作为业务练笔来对待，写作是很认真的。头儿和战友们很满意，被视作本派的笔杆子。虽然未得到过一分钱的稿费，但总是激情迸发，夜以继日，一篇又一篇地发表在机关大楼大门两侧的墙上。
二是，我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文章写好了，无劳别人来抄写。算是多面手，难得的人才呀。还有，抄好了，无劳别人，找个帮手，提上水，就“发表”去。那是在冬天。方法是：将水往墙上一泼，帮手随即将纸贴上，过一会儿，就粘住了，实际上，是被冻住了。怎么怎么，冻住？是呀，胡天八月即飞雪，零下十几二十度的塞外严寒，能不被冻得结结实实！有一篇头儿认为的重要文章，被我拿到乌鲁木齐最繁华的“大十字”去贴，第二天特地带上家人去观赏，呀，那一溜墙面，像是覆盖了一层水晶，在冬日阳光照射下，发出柔和晶莹的光，煞是耀眼！水晶里面，嵌着我的大作！我在这水晶墙面的三三五五的读者中来回走了三趟。那个成就感呀，啧啧！
我今天怀揣作家协会和书画协会的“红派司”，说不定与那年月勤于练笔有关系。只管耕耘，不问收获，是对的；但耕耘了，定有收获。是不！
下面，该我来老实交代参加武斗的事了。
话说，人才，机关大院是关不住的。不久，我就被提升到咱无产阶级革命派总部去，无非是搞宣传，“文攻武卫”中的“文攻”。有个名目，叫“战声”通讯社。通讯社出版大32开的印刷宣传品，就是传单。我去了以后，改成像新疆日报那么大的一整张。咱要干就要干出个样子，气派大些。撰稿，组稿，编辑，基本上是我一个人。好像隔几天就要出一张，就利用新疆日报的机器设备和纸张，那里的战友很卖力的。
在那些战斗的日日夜夜，我写了多少？无法统计。那些报纸，一张也没保存。一整版的长文，往往苦战一夜就出来了。一时反响颇大。直到几年后，“文革”后期我入党时，还有人提意见，意思说陆某人派性大，搞非法出版物，煽动派性。
应该大略介绍一下，当时新疆“文革”总的局面，是形成了两大山头，一是保王恩茂（当时新疆第一把手）的，自称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称为“三促”（具体“促”什么，又三，记不清了）；一是反王恩茂的，自号造**派，称为“三新”（具体如何“新”，又三，也记不清了）。两边各有一个“胡司令”，三新的叫胡乱闯，新疆大学学生，光头，独臂。在新疆两派代表晋京时，周恩来总理还特就胡乱闯这名字就题发挥了一通，规劝他们不能乱闯，要上轨道。“文革”后期被捕入狱，据说关涉人命案。三促这边的总头儿叫胡什么，记不清了，这是位中等个儿的男子，是那种吃过糠，扛过枪，跨过鸭绿江的根正苗红的汉子。好像是一家企业的工会干事。就是这位胡司令，点着名儿让我主办“战声”通讯的。
那一天的“行动”，是去乌鲁木齐西部的新疆医学院，那里有一座学生宿舍楼，是造**派的总部。用当时本派的人话说，是“黑窝子”，造**派们许多事就是从那里发端和操纵的。要端掉这黑窝子！
夜间零时吃饭，一时出发。
出发地是七一棉纺厂。这是新疆有名的大企业，是五十年代初王震将军部下节衣缩食创办起来的。位于乌鲁木齐远郊。现在，这里成了武斗一方的基地了。参加的人，大都是棉纺厂的汉子。一律身着卡其布的青蓝色工作服，头戴柳条盔，臂上系白毛巾，手执自制长矛或棍棒。一切都在暗黑中悄悄地进行，紧张而有序。那时虽时值盛夏，但新疆昼夜温差大，夜间还凉风习习，很是宜人。都登上解放牌大卡车，一车几十人，直挺挺地立着，看去倒也威风凛凛。那夜幕下的大广场，挤满了几十辆这种挤满了武士的卡车，黑压压一大片，那气势，也够大了，像是要打一场恶仗的样子。
出发了，不准开灯，车行颇慢。每一段路都有前导。后来得知，这次行动由一位曾是军官的人指挥。这位身经百战的老兵和日本人美国人都较量过，现在对付红卫兵胡乱闯那几个毛孩子，还不是小菜一碟！说不定，新疆军区的人也在暗中支持。
我被安排在第二辆车的驾驶室里，享受小头目的待遇了。胡司令是很关照我的，随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