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他的“亲密战友”之间出现了巨大的裂隙。杜修贤是老资格的新华社摄影记者，庐山会议后他目睹了两件奇怪的事情:
一件发生在1971年“五一”节天安门观礼台上。
“五一”节这天晚上，天安门广场火树银花，歌舞翩跹。城楼上，摆放着许多圆桌，正中的圆桌是专门为毛泽东和林彪安排的。
华灯初上，毛泽东健步走上天安门城楼，在台中央的圆桌东首坐下，西哈努克亲王和董必武依次坐下，毛泽东对面的位置始终空着。这是林彪的座位。过去他有一个习惯，凡是与毛泽东共同出席晚会，总是提前五分钟在电梯边等候着，竭力表现他作为“学生”对老师的恭敬。这次他却一反常态，迟迟不到。
毛泽东与西哈努克谈话，不时朝对面的位置瞥上一眼。周恩来十分着急，不停地看表，还派秘书去打听林彪的下落。终于，林彪慢条斯理地走上了城楼。已经是五月天了，他还披着一件军呢大衣，身上散发出一阵浓浓的烟味，一副萎靡不振的沮丧模样。他冷僻地落座，一句话没说，与近在咫尺的毛泽东既没有握手，也不搭话，甚至没有看一眼，只是一味地耷拉着脑袋。
杜修贤十分为难，他的任务是拍摄毛泽东和林彪亲切交谈的照片，可是现在两人隔着桌子，互不搭腔，根本没法拍。杜修贤随意地拍了一张全景照后，便放下相机，等待机会。过了一会，等他再回到圆桌时，禁不住目瞪口呆:林彪的位置空着，人不见了。周恩来也感到不妙，目光频频望着那个空荡荡的座位，喉结上下滚动，想说什么，话到嘴边又咽下了，他招手将警卫员叫来，低声吩咐了两句，警卫员飞快地跑向城楼大厅。不一会，警卫员回来了，跟周恩来耳语几句，周恩来神色异常严峻。杜修贤跑过去一问，原来林彪早就回家了。
毛泽东对林彪的不辞而别，表现出毫不介意的大度。西哈努克询问林彪哪里去了。董必武解释道:“身体不好，先回去了。”这件事引起记者们的种种议论。
一个月后，杜修贤又目睹了另一件怪事，是在中国领导人接见罗马尼亚客人时发生的。
他自己有一段回忆: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抵达118号房间不久，罗马尼亚客人也到了。我忙着拍摄宾主握手的镜头，待宾主落座后，又赶快拍摄会议的场景。我见会谈的气氛已进入正常的轨道，就退出来到门外的大厅里等会谈结束时再进去拍摄。
我刚转了一圈，找了个新华社记者，叫他把先拍的胶卷送到社里冲洗。回到大厅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林彪坐在大厅的西北角，没有坐在沙发上而是坐在一张椅子上。我以为会谈结束了。再看看，主席、总理的警卫员都还在大厅里，他们也和我一样愣愣地瞅着莫名其妙的林彪。
不知林彪什么时候从118房间里出来的。
我们光着头还热得直冒汗，他却萎缩成一团，帽檐压得低低的，最叫人惊骇的是他那张没有一丝血色的脸，虽然看不见他整个脸庞，但露出的部分足以使人相信那是一张陈列的蜡人的脸。我当时还以为他生了什么急病，奇怪他的警卫员怎么也和别人一样在旁边张望，不叫车送他们的首长上医院？……我回到118房间，毛泽东旁边的沙发空着，和“五一”晚上那个椅子几乎如出一辙。毛泽东泰然处之，兴致勃勃地舞动着手臂和客人热烈地交谈。
房间里不断传来毛泽东朗朗的笑声。周恩来平静地微笑着，时时插上一两句话。康生话不多，镜片后面的目光很深，不容易看清。会谈结束了，林彪还没有进来。待毛泽东他们都走了，我收拾完摄影箱，才离开118房间。到大厅里我看了一眼西北角。林彪不死不活地还坐在那，我真想过去问问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这模样怪叫人心惊肉跳的。我略略地迟疑了一下，立即失去了上前询问的勇气，脑子深处出现了天安门城楼的夜晚，那五光十色下的空椅子。
林彪两次不告而辞，表示他决不认错的强硬态度。
在一再容忍和等待之后，毛泽东也彻底地失望了。这种失望之情突出地表现在二十多天后的一次小型汇报会上。
1971年7月9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
会谈结束后，周恩来带着熊向晖去向毛泽东汇报。
“那个不忙。”毛泽东朝周恩来摆摆手，转向熊向晖，问起军委办事组作检讨的事:“黄永胜和他那个军委办事组——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还有叶群，他们在庐山搞鬼，黄永胜讲了没有？”熊向晖一怔，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些可都是不可一世的大人物呀！他据实报告:“没有听黄总长讲过。”毛泽东追问:“有没有看过黄永胜等人的检讨？”熊向晖回答:“没有。”
毛泽东转身问周恩来:“那五个人的检讨，发给总参了没有？”
周恩来说:“发了，总参和军委一共发了六十多份。”六十多份，应该发到了熊向晖这一级干部手中，而他竟然不知情，这说明了什么？毛泽东沉思了片刻，深深地吸了一口雪茄，突然提高声调说:“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
室内空气一下子紧张起来。周恩来委婉地说:“我过去也犯过错误，一经主席提醒、批评，总是努力改。这次黄永胜他们犯了错误，主席对他们进行了批评教育，他们作了检讨，以后也会在实践中改正的。”
“那个不同。”毛泽东坚定地摇摇头，说:“你犯错误是阳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