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点读：宁儿得知赵一曼是自己亲生母亲的消息，看到母亲在英勇就义前留给自己的遗嘱，一字一划地抄了下来，并把“赵一曼”三个字刻到自己的手臂上，狠下决心，一定要遵从母亲的遗教，忠于人民，报效祖国。
赵一曼与儿子宁儿。
赵一曼的英雄事迹，早在1950年代初，随着电影《赵一曼》的放映，就已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特别是赵一曼英勇就义前给她的儿子宁儿留下的遗嘱，更让人耳熟能详，记忆犹新。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她的丈夫——陈达邦。
宁儿名叫陈掖贤，一直由伯父陈岳云抚养，在陪都重庆度过了他的童年，12岁时，才和亲身父亲陈达邦相认。陈掖贤的女儿陈红1980年代初移居成都，这是赵一曼和陈达邦尚在国内的唯一后人。陈红在接受我们访问时说：爷爷和奶奶在莫斯科结婚后不久，奶奶因工作需要一个人回国，爷爷继续留在莫斯科，后来到法国和吴老（即吴玉章——编者注）一起办报，抗战期间回到重庆，解放后在北京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工作，人民币上有他写的字。
我们根据陈红提供的线索，经过多方调查了解，陈达邦的传奇人生终于跃然纸上。
莫斯科的“陈院士”
陈达邦于1900年出身于湖南长沙县的一家书香门第，在陈氏大家族中，排行老八。陈家与任弼时一家是姑婊亲，陈达邦小时候曾和任弼时一起在长沙求学。陈达邦有一个妹妹，名叫陈琮英，是长沙一家纺织厂的女工，由双方父母包办，与任弼时定下儿女婚姻。任弼时参加革命后，于1921年被派往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回国后，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为了照顾任弼时的工作，经党组织安排，调陈琮英到上海与任弼时结为夫妻，从此共同为革命事业出生入死。
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后，广州黄埔军校成立。任弼时和陈琮英都觉得这是一个培养革命干部的好机会，便联名写信到长沙老家，动员陈达邦投身革命，报考黄埔军校。陈达邦接信后，按照妹弟任弼时指引的途径，在湖南党组织的帮助下，于1926考进黄埔军校，成为第六期学员，并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四一二”政变后，经党组织决定，将其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当时选派党员去苏联学习，既是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也是为了培养革命干部。和陈达邦一同出发的共有几十人，学员们每10人编为一组，陈达邦被指定为组长。在陈达邦的小组里有一位四川姑娘，名叫李淑宁。她是四川宜宾人，1927年初，经四川党组织推选，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兵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汪精卫“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疏散到上海，经上海党组织选派，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李淑宁本是大家闺秀，投身革命后，在武汉军校学得了一身武艺，身体也算强健。但是，前往莫斯科，初次乘坐海轮，怎经得起那种颠簸？李淑宁因为晕船而呕吐得一塌糊涂，幸亏有组长陈达邦的精心照料，因而对其产生了感激之情。进入中山大学之后，李淑宁的中文名字改为李一超，俄文名字叫科斯玛秋娃。李一超在国内没有学过外语，初进中山大学学俄语，方法不对，进步较慢，也是在陈达邦的启发下，改变了学习方法，提高很快。陈达邦天资聪慧，俄语、法语、英语成绩都很好，并且能够应用，苏联老师讲俄语，很多同学听不懂，他就主动当翻译，同学们佩服他，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陈院士”。据曾在中山大学学习的柳溥庆老人回忆，陈达邦还是中山大学名噪一时的“二十八个半”（即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该名词在1929年夏召开的中山大学“十天大会”上产生）之一。
陈达邦为人稳健，政治上比较成熟。李一超因为有他的帮助，两人都没有卷入中山大学的派性漩涡。二人长期相处，情投意合，经校方批准，于1928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期间结为伉俪。李一超怀孕后，经组织安排，离苏回国，先后在江西、湖北、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李一超主动请缨，被派往东北参加抗日斗争。李一超到达东北之后，为适应抗日斗争的需要，改名为赵一曼。
巴黎印刷厂厂长
李一超回国后，陈达邦继续留在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中山大学解散，陈达邦继续留在苏联，任莫斯科外国出版社中国印刷部主任，专门负责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印刷业务，同苏联印刷界有广泛交往。
1935年，吴玉章在法国巴黎创办《救国时报》，通过中共代表团调陈达邦去巴黎主持印刷业务，任《救国时报》印刷部主任，兼印刷厂厂长。陈达邦熟悉印刷业务，又懂法语，很快结识了不少巴黎印刷界的朋友，在他们的帮助下，克服重重困难，保证了《救国时报》的印刷质量。因此，吴老对陈达邦的印刷业务能力非常看好。《救国时报》在巴黎共出版发行了152期，每一期、每篇文稿，都浸透着陈达邦的心血。当他亲手排印出《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之后，读了一遍又一遍，预感到国内抗战形势必将发生重大变化，从而感到无比欣慰；当他看到东北义勇军、东北抗日联军与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的英勇事迹出现在自己印刷的《救国时报》上时，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