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敏：在人们的心目中，好像我是个最走运的人，认为我是毛泽东的女儿，就不会挨批挨斗。其实错了。我也同样离不开那个时代，离不开当时的政治形势，我也同样受到批判，被勒令交待问题，被列入“五一六”分子的名单中。孔令华也被说成是埋在我爸爸身边的定时炸弹，没完没了地挖了起来，不也同样挨批挨斗吗！后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我俩同时受到批判。不过我俩也有不一样的时候，就是他戴过高帽子，我没有戴过。
资料图：毛泽东与李敏夫妇
“文化大革命”，我成了“保皇派”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因为我也生活在那个年代，当然也就卷入到“文化大革命”的潮流中去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所在的教育改革工作组就撤出了北京航空学院。我自然也就跟着回到机关。
在人们的心目中，好像我是个最走运的人，认为我是毛泽东的女儿，就不会挨批挨斗。其实错了。我也同样离不开那个时代，离不开当时的政治形势，我也同样受到批判，被勒令交待问题，被列入“五一六”分子的名单中。孔令华也被说成是埋在我爸爸身边的定时炸弹，没完没了地挖了起来，不也同样挨批挨斗吗！后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我俩同时受到批判。不过我俩也有不一样的时候，就是他戴过高帽子，我没有戴过。但这比起一些挨批挨斗的老干部来，我个人受点冲击这又算得了什么呢？因此，在我处境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我抛开个人的得失，为维护党和国家的利益，为保护一些老同志尽了我一个公民、一个党员、一个军人的职责和义务。
在我的记忆中，有几次批判会，我至今无法忘记。
一次，是在北京航空学院批判国防科委副主任钟赤兵的大会。
钟赤兵是长征途中英勇战斗失去了一条腿的红军干部。当时他因有严重的心脏病，正在三○一医院住院治疗。为了批判他，就强行把他从医院的病床上拉起来。他是带着氧气瓶到北京航空学院礼堂接受批判的。
看到这种情况，说实话，我心里非常难过，心情非常沉重，可我又无能力来阻止，因为我也在受批判。我为此心急如焚。
等到会议一结束，我就不顾一切地向中南海跑去。我一心想见爸爸。我要向爸爸反映这一真实的情况。
走到中南海西门，警卫人员说什么也不让我进去，无论我怎么说都没有用，因为我已经没有进中南海的任何证件了。
那我也要力争，我还真有股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劲儿。我就左说右说的，想法说服了警卫人员。还真好，他们真的就让我进去了。我很高兴，虽然费了些周折，但总算是达到了目的。
我三步并作两步地走到爸爸的住处。谁知刚刚进门，就碰上了江青。真是冤家路窄。尖酸刻薄的江青看见了我，就阴阳怪气地挖苦我说：“小保皇回来了呀！怎么偏偏在这时候回来呀！是不是想摸底？”一进家门就被江青扣上了“保皇”的帽子。
江青的话，让我爸爸听到了。爸爸生气地说：“你去告诉她，就说你是回来摸底的，看她怎么办。”
“爸爸，您别生气。我是回来向您反映情况的。”说着，我就把批判钟赤兵同志的情况如实地向爸爸作了汇报。
爸爸听了我的汇报后说：“钟赤兵同志是好人，是打仗打出来的。”
“您的话我可以转达吗？”我问。
爸爸点点头，同意我转达。
我回到机关后，向有关领导转达了爸爸的指示。这也算是我为保护老干部做了一点工作吧。
“文革”进入高潮，批判会在步步升级。那些残酷批斗老干部的会议及方式，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冲击。我非常反感也感到了极大的苦恼。当看到斗萧华同志并让他坐“喷气式”时，我无可奈何，就和坐在一起的一位女同志写了一张条子，“要文斗，不要武斗”传给主持人。但这却无济于事，他们仍然我行我素，继续采用这种残酷的批判方式。
当我看到罗瑞卿同志被用筐子抬到台上批斗时，我实实在在不忍再看下去，就站起来，当即退出了会场，以此表示我的不满与抗议。我想，我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不一会儿，周围许多同志也相继退出了会场。我想，他们的心情肯定和我是一样的。作为一般工作人员，我们也只能以此表示反对了。
又如，原国防工办副主任赵尔陆同志，是因心脏病去世的。当时，有些人说他是自杀，是叛徒，要打倒他。我就找机会跟爸爸讲了这件事。爸爸说：“赵尔陆是个好同志，是井冈山的人。”我明白了，爸爸是要保护他。
我问爸爸：“能不能转达？”爸爸说：“能。”
我如实将爸爸的指示转达给有关人员，尽到了我的责任。
爸爸给我讲：“人批的过火了以后受不了。就像烤鸭不能烤煳，不能烤焦，要恰到火候。批汪东兴的错误就像烤鸭一样，不能烤焦了，焦了就不能吃了。”
爸爸还给我说：朱德是司令，我是政委。批司令，政委也有责任。
我欣慰的是，我曾经帮助过徐海东同志。那时徐海东同志因病住院。“四人帮”强迫医护人员不予他应有的治疗，并强行中断了输氧。
徐海东的家属找到我，让我想办法救人，我一个普通人能有什么办法呢？
但没办法也要想办法，因为救人要紧呀。我首先想到了我的爸爸。
我进不了中南海，只好打电话告诉爸爸。
我打了电话，接电话的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同志。汪东兴同志说：一定要保证治疗。
我将汪东兴同志的话转达给有关人员，这样保护了徐海东同志。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时，爸爸还特意点名要徐海东同志坐到主席台上。
我们戴了高帽，挨了批判，爸爸却乐呵呵地说：经风雨见世面嘛
国防科委领导讲过：别让主席为难，别增加主席的负担。不要为这点小事叫主席分心，影响工作。李敏的事就由我们来管吧。就这样，才让我到国防科委工作。我才成了一名解放军干部的。
1968年初，因为北航老找国防科委领导提出要“勒令”我交待问题。没办法，领导就让我跟机关的同志到北京郊区王四营公社参加农业劳动去了。直到麦收之后，我才又回到国防科委机关。
1969年10月25日晚，我又随国防科委机关干部被“一锅端”到河南省遂平县莲花湖的“五七”劳动农场。
当晚，钟赤兵同志赶来车站送行。钟赤兵同志由夫人陪着拄着拐杖登上车厢，和机关干部们握手送别。他见到我就问：“你去那里干什么？”
“我去种菜。”我回答他说。
“我残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