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抽着烟,对金庸说:“十一届六中全会后,还有三件大事:一是在国际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二是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三是搞好经济建设。 ”金庸说:“我觉得在国家统一这件事上,大陆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最基本的因素。”邓小平表示赞同:“三件大事中,国家的经济建设最重要,我们的经济建设发展得好,其它两件事就有基础,经济建设是根本,目前的经济需要调整。”
俩人进一步谈起十一届六中全会的人事变动,金庸说:“邓副主席本来可以当主席,但你坚持不做。这样不重个人名位的事,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都十分罕有,令人敬佩。”邓小平听后微微一笑,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说:“名气嘛,已经有了,还要什么更多的名?一切要看得远些。我身体还不错,但毕竟年纪大了,现在每天只能工作8小时,再长了就会疲倦……”“你们《明报》要我当国家主席。当国家主席,资格嘛,不是没有。不过我还想多活几年,多为国家、人民办点事。现在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有120多个,每年有许多国家元首来访问,国家主席就要迎送、接待、设宴,这么多应酬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
邓小平说,六中全会的召开比原定时间推迟了,是因为《决议》没写好。写《决议》经过了反复讨论,最大的一次讨论会有4000人参加。写《决议》的目的是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团结一致向前看,对历史问题做出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总结,然后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建设。
邓小平这时想到的是,搞经济建设,一定要摆脱极“左”的和所谓“兴无灭资”的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教条的束缚。他抽出一根香烟递给金庸,自己又点了一根,问:“查先生,世界上有多少种社会主义?”金庸说:“我想自从法国傅立叶、圣西门,英国的欧文首先提出社会主义理论以来,世界上已有许多种社会主义。邓副主席,请你指教。”邓小平笑了:“你说不上不要紧,哈哈,我也说不上。”“我看世界上的社会主义,总有100多种吧。来,再抽一根烟。”说着,又递给金庸一根香烟,意味深长地说:“没有定规么,中国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金庸顺着话题说:“六中全会开得比大家想象中的好,国内外的反应都很好。全会通过的对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很好。”
会谈中,邓小平谈起金庸父亲当年在斯大林极端的“镇反”中被杀之事。金庸点点头:“人人黄泉不能复生,算了吧!”并表示父亲的命运只是改朝换代之际发生的悲剧,自己已淡然不记“前仇”。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胜利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
当时,邓小平通过会见金庸,让港、澳、台湾和海外同胞对《决议》的背景了解得更详细,有助于更广泛的大团结,有助于激发广大海外同胞建设祖国的热情。在这次会谈中,邓小平着重谈到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问题。
会谈持续了一个小时,金庸起身告辞,邓小平亲自送他离开。俩人边走边谈,到了大厅外,还站着谈了一会儿,邓小平握着金庸的手说:“查先生以后可以时常回来,到处去看看,最好每年来一次。”
当晚,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节目中播放了邓小平与金庸会谈的消息,港澳及世界各地的新闻媒体都纷纷予以报道,轰动一时。当年9月,《明报月刊》同时发表金庸和邓小平谈话的记录及《中国之旅:查良镛先生访问记》,此书出版3天就全部售空,连续加印了两次。
和邓小平见面后,金庸将全部精力投入到祖国统一的伟业中。对金庸来说,这次会见影响巨大,他说:“访问大陆回来,我心里很乐观,对大陆乐观,对台湾乐观,对香港乐观,也就是对整个中国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