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7月27日,身居“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康生在北京师范大学群众大会上煞有介事地说:“今年2月底、3月初,彭真他们策划政变,策划把无产阶级专政打倒,变成他们的资产阶级专政。他们的计划之一是把北京大学、人民大学每一个学校驻上一营部队。这件事是千真万确的。”他又造谣说:“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在北京郊区修碉堡”,“在体育口阴谋组织政变队伍”,想以此陷害贺龙和彭真。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1966年初,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北京军区为卫戍区组建了一个团,担负民兵训练任务。一时找不到营房,恰好北京各大学有部分师生在农村搞“四清”,有些空房。为应急,卫戍区派人到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去联系借房。当时正是2月。在“怀疑一切”的思潮泛滥下,北京大学团委一个干部,便以《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为题贴出大字报,提出借房是要搞兵变的“假说”。
康生于是借此大做文章。
不久,林彪亲自出马了。1966年8月28日,林彪把空军政委吴法宪叫到毛家湾,对他说:“贺龙是有野心的,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你们空军是块肥肉,谁都想吃。你要警惕他夺你的权。”并让吴法宪对此写个材料送给他。
吴法宪答应下来,便回西郊做文章去了。
9月2日,林彪又打电话给海军副司令员李作鹏说:“你要注意贺龙。贺龙实际上是罗瑞卿的后台,拉了一批人来反对我。军委很快要开会解决他的问题。你就这个问题尽快写个材料。”
李作鹏立即照办。
林彪之所以交代这两个人写材料,是因为二人都怀恨贺龙。
早在1959年,林彪接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以后,便在海、空军拉拢了一批人,打击一些不愿跟他走的干部,因此,罗瑞卿被罢官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这两个单位内部的斗争十分激烈。在海军,李作鹏在林彪支持下大搞地下活动,伪造假材料,想把海军的一批领导干部打成“罗瑞卿分子”,以便把海军的权力抓在手里。在空军,吴法宪因种种派别活动,一直处于被动地位。为了摆脱困境,他采取了不正当手段,妄图把不跟他走的干部打成“反党集团”。这些问题,反映到了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处。他们指示中央军委解决这两个单位的问题。
7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举行常委会讨论海军问题。这时,贺已不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但他看不惯李作鹏的不正当的地下活动,仍然仗义执言。在传达刘少奇、邓小平指示的“李作鹏等搞地下活动是不对的”时,贺龙插话说:
“搞地下活动是第一位的错误。有问题摆到桌面上来,要搞阳谋,不要搞阴谋嘛!”
这话使专搞阴谋活动的林彪十分不悦。
7月11日,中央军委常委又讨论空军问题。贺龙在发言中严厉批评了吴法宪。指出他在空军工作中“只报喜,不报忧”,“政治思想工作薄弱”,“有许多东西是假的”。
会议对这两个单位的问题展开了讨论,与会的老帅们集中批评了李作鹏和吴法宪。林彪知道情况不妙。为了稳住阵脚,便匆忙提出:“海空军的问题要解决,海空军现在的班子不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