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编造说“从聂荣臻开始，华北的山头主义有历史性。聂荣臻、徐向前、杨成武、郑维山一个班底紧接着一个班底”，“你们就是相信聂荣臻、徐向前。我怀疑徐向前的老婆是叛徒，聂荣臻的老婆可能是特务”。
北京军区改组领导班子
1970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38军党委12月10日送军委办事组并中共中央的《关于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上批示：“林、周、康及中央、军委各同志：此件请你们讨论一次，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托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队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林彪同志说，他都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了。北京军区对陈伯达问题没有集中开过会，只在各省各军传达。因此没有很好打通思想，全军更好团结起来。以上建议，是否可行，请酌定。”
12月18日，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传达讨论毛泽东对38军报告的批示。我和军区的郑维山、李雪峰、吴德、吴忠参加了这次会议。我们都拥护毛泽东的批示，决定先开军区党委常委会，然后开党委扩大会贯彻。19日、20日，军区党委常委会连续开了两天会。与此同时，中央也决定召开华北会议。
12月19日，毛泽东在周总理关于开好华北会议的请示报告上批示：“照办。要有认真的批评，从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建议李德生、纪登奎二同志参加会议。永胜、作鹏应同德生、登奎一道参加华北会议。这次会议在全军应起重大作用，使我军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同时，对两个包袱和骄傲自满的歪风邪气有所改正。”中央决定，北京军区师以上主要领导干部也参加这次华北会议。
我们接到中央关于召开华北会议的通知后，立即通知全军区师以上单位的主要领导干部到京西宾馆报到，河北省革委会及省各部门的负责人也到会了。1971年1月9日后，当时参加军委座谈会的人也被并入华北会议。这次军委座谈会，在并入华北会议前，已经开了有一个月，因此，被毛泽东批评为“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两个会合到一起后，北京军区参加会议的人员，还是叫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议。
会议分为小会(北京军区、天津、河北省负责人)、中会(省、市、军以上干部)、大会(全体人员)三种形式进行。会议由李德生、纪登奎主持，黄永胜、李作鹏到会不讲话。当时，我们还不知道黄永胜、李作鹏到会不讲话的缘由。会议按照毛泽东对38军报告的批示，围绕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的阴谋活动、华北组第二号简报等问题，深入揭发批判了陈伯达的反党罪行，严厉批判了李雪峰、郑维山，同时对刘子厚和我的所谓“严重错误”也进行了批判。
江青以庐山会议上“反林有功”的姿态，时常出现在会议上，并作了多次讲话。她又把所谓“二月逆流”，“杨、余、傅事件”，杨勇传达批萧华的问题等提出来，把会锋转向了批所谓“华北山头主义”。她编造说“从聂荣臻开始，华北的山头主义有历史性。聂荣臻、徐向前、杨成武、郑维山一个班底紧接着一个班底”，“你们就是相信聂荣臻、徐向前。我怀疑徐向前的老婆是叛徒，聂荣臻的老婆可能是特务”。她还造谣污蔑、怒斥北京军区的领导干部，说“郑维山在解决晋东南武斗问题时向我要开枪权、扫荡权”，“陈先瑞让文工团一个吹小号的人坐他的车，用他的红机子(当时我并没有这种电话机)跟踪我”。她还让军区一名副政委和一名军长站起来，罚站训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