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会议批判陈伯达的大方向无疑是完全正确的。对会议涉及的诸多事情，无需评论是非曲直。但是，有几个问题是应予澄清的。一是会议对人事的处理是错误的。“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反映大家意见，建议宪法设国家主席之职，历史已经证明是对的，不是什么“反革命之罪”。二是“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的问题。当时除了中央能够阻止陈伯达之外，北京军区是挡不住的。陈伯达到华北各地是“解决”地方上“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北京军区没有请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三是“太上皇”一说。这也不是事实，从根本上说中央文革当时是全国各地的“太上皇”。四是林彪对毛泽东说，“他都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了”。这纯系捏造。北京军区没有与陈伯达狼狈为奸，不存在“没有很好打通思想”的问题。38军的报告揭发批判陈伯达的罪行是正确的。但是说“陈伯达不择手段地插手军队，搞宗派活动，妄图乱军、夺权”，在北京军区这不是事实。说“陈伯达处理保定问题中，大搞分裂，挑动武斗，镇压群众，破坏大联合、三结合”，这也不符合实际情况。“保定问题”极其复杂。38军与河北省军区各支一派，这两派尖锐对立，武斗不断，38军支持的一派坚决反对省革委会一负责人，这个负责人当时却为中央所信任的。所以“保定问题”并不能完全归咎于陈伯达。 作者：陈先瑞(原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原载《百年潮》2000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