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江青在华北会议上的讲话，我很不理解。令我感到奇怪的是，江青为什么对北京军区的仇那么大，对军区的一些人和事记得那么多。她在一次会上点了军区十几个人的名，而且在每个人名前都冠以“王八蛋”，破口大骂。说军区宣传部一位副部长为广播事业局党组书记翻案，同她作对;又说军区文化部一位副部长在文艺口“支左”时反对她，等等。她声嘶力竭，胡言乱语，主持会议的李德生、纪登奎也无可奈何。会议期间，江青还让与会人员看了日本侵华战争时期有关日本军阀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几部电影，尔后胡说：“北京军区也是企图挟天子令诸侯，搞政变夺权，谋害毛主席。”当时的江青位高权重，许多人半信半疑地认为她讲的话不是个人意见。会议被江青搞得阴森森的，令人毛骨悚然。有两位军职干部和两位师职干部，被搞得心脏房颤，有的送进了医院。
1971年1月24日，华北会议召开全体人员参加的大会，即北京军区与军委座谈会的人都参加的会。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代表中共中央作了结论性的讲话。26日，李雪峰、郑维山在全体大会上作了检讨。华北会议只开过这两次大会。大会后，改组了北京军区。改组北京军区的命令没有在大会上宣布，而是采用个别谈话的方式宣布的。命令免去李雪峰、郑维山的职务。任命李德生为为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纪登奎分别任第一和第二政治委员。27日是春节，历时一个月零10天的华北会议结束了春节过后，北京军区以各省军区、各军为单位，分别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军区党委召开机关全体干部和直属单位团以上干部参加的大会，传达贯彻华北会议精神，深入“批陈整风”。这次会议又开了一个多月。会议过程中，不断传来毛泽东关于“批陈整风”运动的指示：“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华北前期，批陈不痛不痒，如李、郑主持时期那样”。这使北京军区的会议不断升温。会议进一步深入批判了陈伯达的罪行，批判了李雪峰、郑维山的“路线错误”。郑维山靠边站了。我作为郑维山的同伙，受到了面对面的批判。同时还株连了军区几位领导和机关的一些部长、副部长。会议抓住这些人不放，批判的调子很高，但没有什么实质性的问题。对先后历时两个多月的华北会议和北京军区团以上干部会议，我认为，有正确的一面，就是深入批判陈伯达，也有错误的一面，就是牵强附会，人为地制造纠纷，冤枉了一批同志，损害了团结。
我多年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38军的报告和毛泽东的批示。陈伯达在北京军区影响很小，毛泽东对他的活动的估计却如此之高，对北京军区作出如此严厉的批评，显然包含着对北京军区领导干部的不信任。我觉得，这是庐山会议上“华北组第二号简报”起了作用。
当时的情况是：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北京军区参加会议的除在中央担任领导职务的几位外，我和郑维山、尤太忠、郑三生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一开始，林彪就在全会上发表了讲话。24日，各组展开讨论。
北京军区与会人员编在华北组。全组正在讨论林彪的讲话时，陈伯达来了，并在会上发了言。陈伯达说：“林副主席说，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写上这一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可以说是斗争的结果。”“现在竟然有人胡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些话是一种讽刺。”“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欢喜得跳起来了。”陈伯达是福建人，他的南方口音极重，听起来很费劲儿，但他讲话的主要内容我基本听清楚了。
同陈伯达一起来华北组的还有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政治局委员汪东兴同志。陈伯达讲完后，汪东兴接着也发了言，表示拥护林彪和陈伯达的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