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谢主席和军委领导对我的高度器重。高兴之余，惶惶难安。我扪心自问：论德、才、资、功，我佩戴四星，心安神静吗?……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实事求是地说，是微不足道的。不要说同大将们比，心中有愧，与一些年资较深的上将比，也自愧不如。
和我长期共事的王震同志功勋卓着：湘鄂赣竖旗，南泥湾垦荒;南下北返，威震敌胆;进军新疆，战果辉煌……
为了心安，为了公正，我曾向贺副主席商请降街。现在我诚恳、慎重地向主席、各位副主席申请：授我上将衔。另授功勋卓着者以大将。
许光达1955年9月10日”
主席拿到这封信后，激动极了。军委会议室里，他扬起信，走到朱 德、彭德怀、林 彪、贺龙等军委领导人面前：“这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彭德怀插话说，这样的报告许光达连写了三次。
主席听后点点头，越说越激动，起身离开座位：“不简单啊。金钱、地位和荣誉最容易看出一个人，古来如此。”
他随即大步走到窗下，双手用力推开窗户，用带着浓浓湖南乡音的语调低吟：“五百年前，大将徐达，二度平西，智勇冠中州;五百年后，大将许光达，几番让衔，英名天下扬。”
虽然在正式授衔时，许光达仍被授予了大将军衔，但中央军委在慎重考虑了他的意见后，将他的行政级别定为五级，他也因此成为当时唯一被定为行政五级的大将。
类似的让衔、请求降衔、不争衔的例子还有很多：
比如总干部部副部长徐立清。按条件，他理应授衔上将，但当他得知上将名额需要减少时，便立即以自己“是主抓这次授衔工作的人，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为由，申请降为中将。彭德怀几次找他谈话，都拗不过他。
最终，他成为当时的兵团级干部中仅有的几名中将之一。
训练总监部军外训练部副部长孙毅，历来谈泊名利，心胸豁达。他对人说：“我只有从劳之苦，而乏建树之功，在评衔时要宁低勿高，授我少将足矣。”但组织上考虑到孙毅资深望重，最后仍授予他中将军衔。
白志文，红军时期就是师长。被评定为少将后，有人建议他去争取一下，他却说：“有什么好争的?多少人连命都没了，我们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同志，牺牲时不到30岁。我们命大活下来了，评一个少将就该知足了!”
段苏权，红军时期就是黔东独立师政委，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四野第八纵队司令员。
授衔那天，他站在少将行列里。他的周围，是当年他亲自指挥的团长;前排的中将行列中，有几位当年在他手下当过师长;再前排的上将行列中，则站着曾与他同样担任纵队司令员的战友。有同事小声说：“老段，你该站前边去，向前走两排。”
他却淡淡一笑：“组织上叫我站这里，我就站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