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句话说：绝不能做到比利时(指在第一次大战被德占领，德败而复兴)。因为没有那么简单。那么，即使乙、丙、丁(指俄、英、美)幸而战胜，我国已在一团糟，除了化做苏维埃，便是瓜分或共管。
汪精卫 资料图
本文摘自《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1期，作者：蒋永敬（台北政法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原题为：汪精卫的“恐共”与“投日”
汪精卫“恐共”之病，为时甚早。早在20年代初期，孙中山为确定“联俄容共”时，曾与汪及胡汉民、廖仲恺等几位“核心”同志商量时，汪所表示的反对意见，即充分显示了“恐共”之病。汪以为“共产党如果羼入本党(国民党)，本党的生命定要危险，譬如《西游记》上说孙行者跳入猪精的腹内打跟头，使金箍棒，猪精如何受得了”。廖则赞成“联俄容共”，胡则有条件的赞成之。孙中山告诉大家不必怕，他说：“这一点也在乎我们自己，假如严密了我们的组织，严明了我们的纪律，昌明了我们的主义，任何分子加进来合作，我们都是不怕的。”
1936—1937年间，西安事变之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即将形成之际，汪又“恐怖”起来了。在其《十年来和平运动的经过》讲词中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