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兄弟(汪自称)对于西安事变，虽然不知道其中底细，但是看见一国军事领袖(指蒋介石)忽然被共产党联合张学良、杨虎城诸人将他虏住了；忽然又由共产党卖个人情将他放出了；放出之后，蒋先生对张学良、杨虎城狠狠的过不去，而对共产党却一声不哼。兄弟就知道这里头有不可明言的恐怖了。回国以后，看见防共空气顿然消沉，知道大势不好。
汪氏为何有“恐共”之病？研究起来，恐怕话长。简言之，就是孙中山所说的“在乎我们自己”。从反面说，就是蒋介石指称汪的“唯有自己不健全，才有怕他(共)的心理”。蒋且指称受共利用者，始有“恐共”之心。意指1926—1927年间，汪被利用“迎汪复职”而“迎汪倒蒋”，终至与共决裂，斥为“狼心狗肺”。
二
汪因“恐共”而将对日政策连结起来，较早的文献鉴于1932年1月24日汪在南京对法国驻华公使韦礼德(Wilden)所言，谓中国一旦对日本以武力抵抗，必会立即遭致中共军的乘机行动。这年上海“一二八”战役后，政府自江西调蒋鼎文之第九师增援上海受阻，汪即归咎中共军之“跟踪追击”。
1935年5月塘沽协定前，汪以行政院长旋兼外交部长，其对日政策尚主张“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在此之后，即不谈“抵抗”，而只言“交涉”了。盖汪自长城战役失败签订塘沽协定后、对于“抵抗”，已完全失去信心。他在这年11月间致函胡适讨论对日战争问题时，充分显露“恐共”之病。信中说：
如今战争，是经济战争，以现在我国军队，若无经济供给，留驻于沿海沿江吗？必然成为无数的傀儡政府；进入西北内地吗？必然成为无数的土匪。换句话说：绝不能做到比利时(指在第一次大战被德占领，德败而复兴)。因为没有那么简单。那么，即使乙、丙、丁(指俄、英、美)幸而战胜，我国已在一团糟，除了化做苏维埃，便是瓜分或共管。
汪氏之言，证以战后中国之变化，似有“先见之明”。
据汪《十年来和平运动的经过》所述塘沽协定后，即与蒋介石发一通电，主张“治标莫急于清除共匪，治本莫急于生产建设”。表明是将枪口对准中共军；对中日问题，不愿用和平以外的手段解决之。于是酝酿出一个根本解决的办法，即为日本外相广田“三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