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的提出，“共同防共”便是其中之一。及至1935年秋，日德意“防共协定”开始酝酿，汪以“机不可失”，乃与三国联络进行，以谋中日德意四国建立一条联合“防共”阵线。不意这年11月1日汪在南京被刺受伤，继以辞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次年2月，赴德养病，仍欲借此进行“共同防共”的使命，据云亦得蒋的同意。不意甫经法国，蒋忽电汪中止进行。事后得知蒋氏变计，派陈立夫赴欧与苏俄方面“勾搭”。汪极愤慨而失望。
汪氏当年“妥日”政策，颇为国人所不满；国民党内部亦颇有反对之声。但与汪氏同调者，在“党国要人”中，实亦不乏其人。据陈立夫在其《成败之鉴》所述，彼与戴季陶曾有“大方针”之商量，以转移日本之侵略政策。其策即谋与日德意联合，使日本采北进战略(对俄)，毋使西进(对华)，并予日本以便利，使两虎相争，以解除中日战争之危机，戴且有意赴日进行。然汪以此策不易做到。
三
1937年11—12月间，中国抗日战争南北战场均告失利，当首都南京失陷前后，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奉其元首希特勒之命，调停中日战争，两度转来日本之议和条件。第一次在11月末，南京尚未失陷；第二次在12月底，南京已陷，条件亦苛。政府要员集于汉口，以为既不能战，即须求和，汪尤极力主和。惟日方条件“非我所能堪”，亦有主战者。山西阎锡山有举足轻重之地位，亦应命来汉商决和战大计。抗战之初，彼属主战且与中共军合作者，今亦变计而主“联合防共”了。据当时之军令部长徐永昌《日记》(1937年12月27日)记阎到武汉后之意见：
晤阎先生，渠对外交，以为非有突破策略不可：即询德使中国加入日德意之防共协定如何？日如允中国加入，自须平等待我；否则，可以证明日之侵我，非为防共(原注：日对列国总以为中国不防共为口实)。午，渠等会议，已决定以此方式答询德使矣。
这正是汪所致力的中日德意四国“联合防共”的阵线；此亦戴季陶、陈立夫的“大方针”。据陈《成败之鉴》记述，此项“大方针”亦在此时向陶德曼提出建议云：“轴心国家应该联合起来，要日本往北进，德国向东进，这才是轴心国家的目标”；“让日本、德国、中国联合起来，先把苏俄打跨”；“苏俄被打垮以后，共产主义就被消灭”。此等“大方针”，似曾经过讨论，然以意见纷歧，致无结果。徐永昌《日记》(1938年1月5日)云：“由近来每个人之主张及日前李德邻(李宗仁)之态度，觉对内之不易言和较对外尤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