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无法找到颐和园挪款的全部细帐，但以上几条材料是有其内在连续性的。从中计算，海署挪款共400余万两。此外，据考证，海署自光绪十二至十四年共收海防捐157.7万余两，光绪十五年至甲午战前共收海防新捐200万两，也都流入园工。
应该指出，挪用于颐和园工程的，是海军衙门经费，而非北洋海防协饷。五至二十年间，北洋海防协饷收入基本稳定，平均约137万两，高于前十四年的平均数。奕譞、奕劻主持园工，筹措经费，给人以海署即颐和园工程处的印象。但修园经费却非海署独任。梁启超称，自马江败后，“群臣竞奏请练海军，备款3000万……颐和园工程大起，举所筹之款，尽数以充土木之用”。太监王世和言，海军各堂司仅为贪污中饱而“谋修清漪园，动款300余万”。这些说法，与海军经费筹集的一般规律相差太远。海署除维持海军及年拨100万两充东北练饷外，要在光绪十四至二十年中另外筹款2000万两或3000万两(即平均每年另筹300至400万两)是不可能的。梁启超文章自在于鼓动反对慈禧的专制统治，言过其实，不能据作信史。海军发展受阻固然与园工有关，但是还应从清政府整个财政状况去作进一步的分析。园工而外，十四年光绪帝婚礼耗资达500万两，户部又拨郑州河工600万两，山东河工200万两，及新铸制钱工本……”经费窘迫，可想而知。十四年《北洋海军章程》制定后，朝野普遍认为北洋舰队已经成军，李鸿章也吹嘘“就渤海门户而言，已有深固不摇之势”。在多种因素作用下，户部于光绪十七年规定南北洋两年内停购外洋船炮。撇开全局不论，把海军扩充停滞完全归咎于慈禧太后个人纵欲奢侈，是不符台历史真实的。
260万两“海军巨款”事件。十四年九月，醇亲王奕譞致函李鸿章，透露“万寿山用款不敷”，嘱其与各地督抚“设法集款200万两存储生息，以备分年修理”。李鸿章悟出此乃慈禧的意旨，立即通报粤督张之洞、江督曾国荃、湖督裕禄、鄂抚奎斌、川督刘秉璋、赣抚德馨等人，布置各地报效。他对张之洞说：“窃以粤中指款名目繁多，若能酌节用项，分次匀提，正与朝旨邸教不动正款主意相合。每年得20万，五年积成100万，则尊处已独任其半。此外南洋各处一二善国，从而附益，便可观成”。他对曾国荃讲得更为露骨：“邸意所注，首望香帅，次则台端。……但当频年搜刮之后，何处得有闲款?目前需用已亟，无论正杂各款，均可移缓就急，分年提解”。各地督抚心领神会，争先恐后，结果合计集款竟达260万两。为了掩人耳目，这笔款项被称为“海军经费”，“存诸北洋生息，按年解京，以补正杂款之不足。本银专备购舰、设防一切要务”。不久，御史林绍年上奏要求停止报效，竟遭朝旨严行申斥，而李鸿章、张之洞及所有参与筹解“海军巨款”的督、抚、藩、臬、运司却受到奖叙。这一事件充分暴露清廷的腐败，吏治的黑暗。确切地说，这260万两巨款是不能算在海军账上的。
党派争斗
